所谓文艺拿来主义看中共和五毛的魔怔

脑后的辫子没了,心中的辫子仍在。

文艺作品用于政治宣传,又来已久。最早由西方传来大字报,画报。音乐无国界,文艺无国界,艺术无国界。一个正常人欣赏艺术作品时,极少引申到政治层面上。有时候,因为两岸意识形态的冲突,审核制度扼杀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我们今天知道,当年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是可以私下欣赏他们台面上禁止的作品。比如林立果听披头士,苏联领导人喜欢收集色情作品,毛泽东,康生一边破别人四旧,一边自己最享受古董和古书(线装书)。大陆知名舞蹈家陈爱莲,在大饥荒时专门吃特供食品(肉蛋奶),就是要陪中南海的领导们跳舞。陈爱莲自己在节目上谈,也看不出有什么羞愧的神色。她挂嘴边的就是,感谢毛主席,让我们女孩子可以在那个年代吃特供。国民党手下人也有不少是这样的。这反映出一个问题,今天中国的网警,他们要抓人,要审核,首先他们自己要知道各种隐喻和段子。比如习近平被起诨号习包子,小熊维尼。这些老百姓都不一定知道的梗,网警是多多少少知道的。所以他们才能够去审核各种言论,封号禁评。

大陆的新文艺工作者,几乎都有留欧美的经历。如朱光潜,徐悲鸿,冰心(作协干部),郑振铎(社科院院士),杨绛,钱钟书夫妇等等。他们搞宣传工作或者教育等等,运用的肯定不是大清年间学政,科举那一套老黄历。这些都可以说是拿来主义,而且真是拿来主义。鲁艺,人艺的表演,多师从苏联。比如著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法。当时所谓的进步,就是学习新思想,抛弃旧思想。在政治挂帅的年代,确实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作品。八个样板戏,里面有芭蕾(《红色娘子军》),跳舞的演员穿的在当时来说,算是很前卫了。这些“新京剧”,是京剧,还是借着京剧的皮偷梁换柱?上海电影美术制片厂的《小蝌蚪找妈妈》,也是作为“国粹”来搞政治挂帅,陈毅专门批的指示。所以不计成本,夜以继日地搞技术突破。

大锅饭时代,集中全部资源搞创作,看似很自由,实际上我们都清楚,大陆的文艺作品在改开前后屈指可数。像郭宝昌导演(大宅门导演),他想创作大宅门,在文革中也绝无可能,因为将白老七作为主角,这是犯了思想错误。再有就是,因为各大制片厂,电影厂,包括作协也好,曲艺协会也好。他们就是放开创作,也面临着很多困难——人才匮乏,拉不到投资,没有专门的版权意识,没有院线和渠道流通等等。文艺为革命服务,是革命工作。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余华小说《活着》中,富贵后期以演皮影戏为生。在一个80年代还要拿介绍信的年代。富贵除非说加入宣传队,搞搞什么文艺下乡演出,放电影,组织宣传,这是文化局的事。

介绍信

所以黄新建趁着当年社会渴望自由,平等的思潮,拍摄了三部曲,《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黑炮事件》。讽刺剧现在来看多多少少政治不正确,也可见大陆的创作环境恶化成什么样子。黄后来专门拍《建国大业》,再也不下象棋了,知识分子被阉割到自我审查,也是耐人寻味。如今连莫言都真的不讲话,不言了。

周星驰的电影进入大陆市场是被审核很多的,也多遭到盗版的问题。周星驰与王晶搭档,在向华强的永盛电影公司,创作不少作品。周星驰很多电影是王晶套着自己的模版拍摄的,比如三级片《满清十大酷刑》和《九品芝麻官》。有时候为了省预算,服化道各方面雷同的很多。周星驰现在拍电影当然没当年那么自由了,很多话提,很多段子都不能说。实际上现在郭德纲也被打成三俗,相声在天桥卖艺时期,很多段子就是半荤半素,是挑着观众来说的,有文化人就多说点典故,有农民老汉就多说点俗世。后来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专门在南方周末上回忆他们那个年代相声的不易以及每天过的战战兢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