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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多是位中學的美術老師，他選擇的對象是他自己的父親。浩多的父親有著嚴重的家暴與賭博的行為，這是浩多的痛苦與困惑。面對這樣的一種關係真正展開工作時，浩多感覺超出了自己的承受力。浩多幾次在電話里跟我說太難了，好些東西無法說出口，因為過於殘酷。在這個項目中，浩多是身處其中的人，我無法真切體驗到他的感受，任何勸誡或者建議都似乎是不合時宜的，只是反復說：這個無法讓你接受的父親，他的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一個暴孽的形象，總是讓我也聯想到他的痛苦。事情似乎停滯了，我的擔心一直在，包括分析家也一直在提醒我。直到一次浩多跟我說，他父親在醫院，跟他說（浩多有兩個女兒）沒有生兒子會造成很多問題時，突然開始失聲痛哭。我知道事情不會輕易結束了。後來浩多開始由此及彼，進入到學校調查家庭暴力的事情，慢慢發展出了家庭會議工作坊——聊社，這個項目得以讓浩多通過觀察並介入其他的家庭，迂迴來面對自身的問題，非常的不容易。雜貨鋪、無牆幼兒園、聊社三個持續性的項目，共同構成了浩多目前的工作內容。（補記：在原來約定交稿時間的第二天，浩多的父親在凌晨過世了。雖然之前知道浩多的父親生病住院，但仍然感到突然，這個突然讓我處於失語中，只是他在當地節日中嘗試跳舞的笑容卻不時閃現，那個笑容在項目中很難見到。我做不了什麼，只是惟願浩多的這次工作能夠成為禮物，不僅僅是給他過世的父親，也是給在這裡還活著的人。……）
——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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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來父親使我為之感到痛苦、無奈和憤懣，這些感受是他和我之間纏繞著鄉村宗法、家庭倫理和社會體系根植出來的。一方面，我們六兄妹和母親長期受到他的花樣百出的家庭暴力而身心俱損；另一方面，父親以及宗法倫理對我的思想觀念、行為、生活、工作和婚姻有著直接的影響。從擇學、擇業、婚姻和生育等，父親對我也是干擾不斷。而且這種干擾不止於我，連同我孩子也遭受過他的家庭暴力。更加引起我恐慌的是我在教育孩子的時候，竟然也無意識的拿起了衣架，這讓我深刻認識到這些癥結的代際傳遞的存在性。在我決定選擇父親作為「一個人的社會」項目的合作對象時，他對母親的家暴仍然持續，直到他去年病臥在床都還沒能停止。
我作為一個從小親歷父母的情感危機和來自父親的家庭暴力的人，某些精神創傷或許是永遠無法抹掉的。對「和睦家庭」的美好願望和父母的家庭爭端，如同兩股決力在我的內心裡撕扯。我想盡量去縫合卻不能，我心身交瘁得整個人沒了自己。我害怕不完美，希望他們沒有爭吵，彼此相愛；這是我最大的願望。當時沒人告訴我婚姻生活也有不完美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該如何去接納這種不完美。我當時非常痛苦，為了逃避而常常不回家。我大學畢業後，父親希望我去當一名教師，經過反復考慮後，我妥協了。工作沒幾年，他又開始操心我的婚姻，幾年之後我終於結了婚。而現在他又操心著男孫的事，這次我沒有任何顧慮地選擇了不合作。三十幾年來，父親像一個手裡拿著鞭子的幽靈，時時跟隨著我。
而作為項目合作的對象，一方面，我們作為父子關係，有難以切割的親緣關係；另一方面，父親作為家庭暴力的施暴者而我作為受害者，曾經的創傷也還未愈合。我試圖擱置成見和痛苦，嘗試以第三方的視角去和他對話。當不同的身份在我的身體里切換，一度讓我無從適手而陷入泥濘。在滿宇和徐雅珺的建議下，我做了「自我言說」的錄音和艱難掙扎，雖然最終逐漸突破了困局，但此時我依然還是無法坦蕩的面對一切。在我看來那是一道道被我故意掩蓋的傷口，每揭開一次就是每一次陣痛。在這2年的工作過程中，父親的人生經歷和個體遭遇漸漸清晰，當他在病床上哭泣著對我說「一定要生個男孩！」這句早已讓我聽出繭的話再次從他乾澀的嘴角里說出，我第一次不覺得反感，並且多了幾分理解。我彷彿穿越時空陪同父親重走了他生命的旅程。
棄養與重生
父親的原生家庭是當地小鎮的名門，清朝時其曾祖父是一名七品校尉、祖父是一名百總，民國時其大伯是一名小學校長、二伯是一名黃埔軍校的國軍上尉、其父親則考取了華南師範大學。那時他家裡還擁有近百畝土地，如果沒有後來的戰爭和動亂，這家子的生活應該是安穩幸福的。可造化弄人，民國初期因長期的階層矛盾激化，小鎮被12個村莊農民圍攻施行了殺、燒、搶，其曾祖父當家時也未能倖免；在國共內戰時，他二伯在上海被特務暗殺；內戰結束後，其祖父上交了近百畝土地給政府；接著50年代末其父親被撤掉公職。從此這個家族走向了貧窮、落寞和政治羈絆。父親的大哥和二哥在讀書時出類拔萃（二哥曾考到縣里第二），但都因為貧窮和政審等因素，而被迫棄學。
父親是在1959年出生（排名老七），當時正遇大飢荒，其母親患了嚴重的水腫，最終被迫把他寄養給附近的村莊。在那三年里，與父親遭遇同樣命運的嬰兒有100多名。其生母本想，寄養到農村裡至少還有土地可依賴；可她哪曾想到農民連播種的種子都沒有。後來，養母家裡不僅沒有足夠的糧食，而且還餓死了兩個女兒（父親的姐姐）。父親能夠在那樣的情況下存活下來，用養母的話說就是，天意。
曲折的童年
父親出生時不足2斤，養母抱不上手，就放在一個小竹籮筐里，所以父親有了第一個外號叫「籮筐儂」（籮筐孩）。由於營養嚴重不足，發育緩慢，到4-5歲才真正學會走路。因為身份特殊，自他在襁褓里時就已經引來了異樣的目光。「雞生鴨孵」、「薯生芋」、「天生禾」、「雜種仔」等等，是父親從小聽到大的外號。這些來自集體的帶有歧視和排外的外號縈繞在父親的耳邊，直至今日。有一次父親在村集體會議時被一村民調侃他為「雜種仔」要放在「除邪盤」里除出村子，他頓時暴怒三丈，跑回家中拿出他的自制「三叉戟」要幹掉那人，雖然後來被好友們強硬制止，但也可窺見他對這種語言的敏感和反應。
父親人生中感到最恐懼的第一次經歷大概是在7歲那年。當時他跟玩伴打架把對方打哭了，對方的父親就拿著一把匕首架到他脖子上，這次經歷成為他一生難忘的回憶。距此30多年後，父親與這家子又爆發了衝突。發生口角後，他們父子三人提著刀闖入我家門找父親算賬，當時父親沒在家裡。父親回來得知此事後提著刀子要去報復，被母親拼死抱住不放，衝突才算避免。父親經歷過類似的事情有許許多多，直至今日父親還在認為全村都以他為敵。父親的性格敏感、 易怒、多疑，似乎時時刻刻都在防範著他人。
受寵萬分與不適的責任
父親被領入唐家後，成為了家中唯一的男孩；加上他來之不易的生命，父母姐妹對他萬分寵愛。在同伴們都要為家裡分擔家務的時候，他仍然過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這種「貧窮少爺」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他19歲結婚為止。成家的重擔與他稚嫩的肩膀形成極大反差，在同伴都投入到家庭奮鬥時，他卻常常耍脾氣甩掉鋤頭悶聲大睡。父親對於婚姻和家庭在行動和心理上似乎都沒做好準備，過去的習慣還沒扭轉就馬上步入婚姻家庭的生活。稚嫩的身體和意志無法應付剛性的生活。這種無力感使得他更加消極的生活，他常常喜於接受他人對他的接濟，甚至不羞於向親人討錢過生活，特別是跟生母相認之後。「人生得幾久？不要做太苦！」是他常常掛在嘴邊的話。
「逃學最爽，自由！」
「為家族續後，為家庭建房，為兒子成婚」是當地男子的三大人生目標，這個來自古老的農耕文明的宗法觀念至今依然佔據著主流。「毛主席語錄」是當年父親與其他紅小兵人人必讀的內容；幾年前老家的正廳牆壁上還保留著當時父親用毛筆書寫的簡筆字——「毛主席万岁！」傳統的宗族觀念和政治意識形態相結合的特殊教育環境，「培養」出一代代具有父權意識的崇拜官僚的狂妄者，我父親亦然。父親對求學沒有遠大目標，小學沒畢業就輟學遊蕩於鄉野間。規則、責任、理想、道德和文明等，這些話題都不曾在他孩提時涉獵過。「逃學最爽，自由！」這是父親在當年求學最直接的感受。
當父親結婚生子提著犁頭的時候，他的同伴有的考取了大學而脫離了農村生活。此時父親開始發現，要想脫離農村唯有讀書。父親與生母相認後，瞭解到他的身世和家族史，對身份又有了另一個自我認同。這些因素導致父親開始深刻反思命運和讀書之間的關係。結果是，他把希望投射到我們身上。我讀小學時，他為了我能更好的讀書曾「擇塾三地」。我被迫離開父母寄讀於離家幾十公里遠的姑姑家裡，成為了一名「流學兒童」，那年我7歲。這段經歷給我留下了許多的症狀，如今還無法與父母親暱，有時候我特別羨慕那些能與父母親密無間的人。直到不久前父親病臥在床，為了協助父親上廁所，我才被迫第一次觸摸到父親那陌生尷尬的手。
開放的情慾和壓迫的婚姻
當地的男女戀愛大多通過一種叫「調聲」的群體歌舞形式作為媒介來建立關係。男女十幾歲開始就遠離家庭，來到眾籌自建的集體大宿舍生活，男宿舍叫「後生哥窿」，女宿舍叫「女窿」，分域而居。大宿舍是男女青年自由奔放的生活和成長之地。他們互相交流和學習，窿成為他們認知社會、生活、愛情和性的地方，它彌補了家庭和學校在這方面的缺陷。青年男女通過集體邀約（叫捎大窿），由一村的男方邀請另一村的女方到本村來舉行集體的「調聲」篝火歌舞會，會後男女便開始自由活動，大多在後半夜就是盡男女之事了。偶有對不上眼的女子，有的趁夜淺趕路回村，有的則被幾個青年男子合力扛進獨屋裡，被迫與心儀她的男子共渡不測之夜，按現在把每一個畫面定格下來都可作為性侵證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