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談》我還年輕，我想能逃跑就逃跑：陳國偉vs.何玟珒談《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

作者｜陳彥明（文字工作者）
與談人｜陳國偉（中興大學台文與跨國文化所優聘副教授兼所長）、何玟珒（作家）

下午兩點，線上對談的視訊畫面上首先出現的是陳國偉教授，背景設定是陽光明媚的房間；稍後上線的何玟珒，背景窗外則是綿綿細雨。不同的天氣選擇似乎預示了，此次對談的70後與90後（類千禧）世代對世界的想像。

➤在搖搖晃晃的校車上寫作

何玟珒的小說讀來不像多數純文學作品，每則短篇的流暢度都宛如類型文學，兼融了同人文或BL創作中人物立體、情節飽滿的痕跡。這不禁讓讀者好奇她的創作養成。

何玟珒回憶創作的起點，因為高中就讀升學主義私校，所以只能利用搭校車的通勤路上，搖搖晃晃地用手機打字寫作。「好厲害，那時候都不會暈車……」她有些飄走地喃喃自道。

創作之路從同人文、BL小說跨到投稿文學獎，何玟珒不好意思地表示，一開始寫作只是為了讓自己或朋友開心：「決定要投文學獎時，我覺得這些東西（同人文）不太好意思讓比我年長的前輩老師看，有一點太害羞了！」

既然要比賽，當然志在得獎，何玟珒參考先前的得獎作品，輔以自己在台文系學得的文學理論，猜想評審老師會想看什麼樣的作品。陳國偉問她，同人／BL與純文學的書寫策略有無差別，何玟珒用力思考了一下，說自己不太擅長寫文本時空是凝滯的、充滿人文哲理的那種小說類型。「我好像沒有那個腦袋……」

「我會想辦法在8000字或1萬2000字之間讓劇情可以往前走。至於劇情往前走這件事情，BL小說表述的……是兩個人怎麼談戀愛，然後在結尾的時候走向一個……身心大和諧的套路。」

每次句子的中斷，何玟珒都是支支吾吾地想確保陳國偉接收到她含蓄的BL電波。這場對談中，「身心大和諧」成了最大分貝數的關鍵詞。「為了要『身心大和諧』，角色兩人必須要往前走，所以會強迫劇情的推動。」何玟珒這麼說。

陳國偉注意到，何玟珒作品裡有許多涉及鄉土、家族、故鄉的親屬關係，「會選擇這些題材或角度去寫，跟妳在學校的學習有關嗎？或者這也是妳觀察這些文學獎之後得到的心得？」

何玟珒坦承兩部分都有。文學獎總是有些重要的文學母題反覆出現，例如鄉土、故鄉跟家族。「要比賽的時候，大概會知道，如果我寫的東西跟前輩寫的一樣，那我可能就是沿襲前人路。套句草東沒有派對的歌詞『我想說的前人都已經說過了』，所以會去思考，用一些相較之前不一樣的寫法。」

「雖然可能也沒有很不一樣——可能是我讀得太少，才會以為自己寫得很不一樣，但其實沒有，呵呵。」何玟珒語速飛快地自嘲補充：「如果用韓國女團比喻，韓國女團很多會翻唱前輩偶像的舞台表演，可是她們翻唱的過程當中也會想要加入自己團體的特色，然後讓自己的舞台可以有自己的樣子。」

➤格格不入的地標

話題來到與新書同名的短篇，也是最令人驚豔的〈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陳國偉說，「中國城」出現在台南這麼本土的地區，是一種格格不入的存在，故事中也將這種差異對應到主角弟弟的性別錯置上。在台南的地景之中選擇中國城，似乎蘊含了對國族的一些思考。

何玟珒馬上為我們補充一堂台南中國城的歷史課：中國城在日治時期先是日本人興建的港口，變成中國城之後又由荷蘭的建築團隊改建為河樂廣場的親水公園。「所以那一塊小小的地方，哇靠！它有台灣、日本、中國、荷蘭，一整個就是台灣史的縮影。」

何玟珒起先是以「這樣好酷」的念頭而把中國城放到文章裡，後來發現，不管是中國城沉重的建築量體，或是現在的親水公園，都不適合在台南被建造起來。中國城是因其鋼筋水泥不適合在一直有海風的岸邊；親水公園則是冬天缺水，夏天也會因為暴雨導致水質汙濁，無法親水。

「不管什麼樣的建築物，在那裡被打造的瞬間，其實都不適合台南這座城市。但不管它到底適不適合，它就是被建造了，所以台南人或觀光客就是用一種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跟這些建築物相處。這件事情好像也可以呼應到歷史上台灣人民對殖民者的一些態度。」

何玟珒認為，台灣人常常被迫去適應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而適應的概念也延伸到小說中主角跨性別的弟弟「咩咩」身上：「咩咩他是『個體』，比起群體來說，他更有能動性對他身體的空間去做一些改變，所以相較於建築物來說，他就自己去改動了自己身體的樣子。」

小說裡，何玟珒用中國城的歇山式屋頂象徵父權封建，對比親水公園當中女體的象徵，建築空間從封閉的商場變成開放的露天親水公園，類比社會風氣對於性別的想法較趨開放。何玟珒說，她把很多「亂七八糟」的想法都塞到這一篇。

➤那一天我們跟著何玟珒逃跑

從地景向下聚焦到家庭，陳國偉觀察到，何玟珒作品中的家庭都存在著戲劇般的張力。小說裡面數則令人印象深刻的短篇就是各種家庭劇場，主角們看待性與身體的價值觀，最後總帶來家庭裡的衝突。

「家庭的樣子有很多種，正常的家庭應該會供應一個人的生長所需，但是有些家庭的暗面，這樣子的功能是毀壞的。另一個層面是家庭供應很多東西，雖然我們常常說親情之愛是不求回報，可實際來看不太可能。」何玟珒透過小說拋出大哉問：「所以到頭來，人要用多少時間、心力，或是其他東西去予以回饋才足夠呢？有些人並不是生來就是想出生在這個家庭，或這樣的身體，對於這樣的個體來說，他們的回報又要怎麼在家庭跟自己之間取得平衡？」

何玟珒提到反送中運動時，有個香港父親舉報自己的孩子。「本來應該要予以小孩子保護的地方，卻變成大人為了服膺國家的力量，捨棄了自己跟小孩的血緣。這件事情在台灣戒嚴時期的時候應該也是發生不少……」

最後她得出一個結論：「人生下來就是一個單獨的個體，所以也沒辦法因為任何原因，去影響另一個個體自己的決定，即便彼此的關係是親人也一樣。」

小說裡家庭劇場變成恐怖劇場，陳國偉坦承閱讀時常常受到震撼，也能感覺其中處理了很多親緣的顛倒、變異，甚至逃離。時代改變很多傳統的倫理關係，包含人們如何看待家庭與親緣，對何玟珒來說，用小說去重新檢視家庭的倫理關係，存在重要的意義。

「雖然說是親緣，可有時候親緣說不定也是惡緣呢。」何玟珒試圖用輕鬆的語調來淡化句子的沉重：「如果是壞的緣分，就盡力的逃跑。」她以自己的個性舉例：「我是那種關注於自身完好的人，所以如果有某些東西讓我覺得好像受到侵犯、沒辦法再忍受下去了，我就會逃跑。」

傳統的倫理關係奠基在不可以逃跑的基礎上。以長照為例，父母生病後，倫理要求子孫肩負起長照的責任，如果子孫逃跑，照顧父母的責任就得外包給外傭或是政府，造成別人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