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西人，对山西事感兴趣。
2017年8月网购图书《阎锡山日记全编》，三晋出版社，597页。此前已读过《民国山西读本•考察记》、《民国山西读本•政闻录》、《民国山西读本•旅行集》。阅读阎日记的同时亦读山西人民出版社之《民国山西史》、《民国山西政权组织机构》、《民国山西村政建设》、《民国山西实业志》。其中厚厚三册《民国山西实业志》为繁体竖排版，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敝省应民国南京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举办全国实业总调查而开展编撰，至1936年10月，全国仅完成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山西五省工作，其余因社会动荡中辍，也就是说这套图书为民国初版，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于2012年再版。
除以上民国相关史书，鄙人还阅读了美国作者季林所著《阎锡山研究》影印电子版，出生地寿阳县清光绪八年版《寿阳县志》电子影印书，1989年地方志办公室新编《寿阳县志》，本县先贤祁隽藻所著《马首农言》，以及晚清秀才刘大鹏（太原晋祠人）之《退想斋日记》和若干晋商研究专著（寺田隆兴《山西商人研究》、高春平主编《国外珍藏晋商资料汇编》、张亚兰编著《<行商遗要>释读与研究》、张正明、张舒合著《晋商兴衰史》等），以期对当时的社会生态尽可能多有直接的了解。
以上书籍约在一年内同时读完。由于阎锡山日记颇具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朝小品文的格言警句特征，富于生活经验上的启发意义，有许多与我的成长语境关联的切中肯綮的论述，阅读过程使我既有“切己”，又有“优游”的感受，后来曾两次重温。
另，为写本文又于近期下载了台湾版《阎锡山早年回忆录》PDF文件一掠。
阎锡山乃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今属定襄县），处忻州平原东北角。河边村与我的出生地寿阳县温家庄乡在地图上直线不过七十多公里（蔽村有五台嫁来的人），我上小学后迁居阳泉矿区，邻居、中小学同窗多有五台人。我能听懂几乎全部五台话。山西人直至我这一代，从小听闻许多关于“阎老西”的故事，多是嘲讽他行事作风比较悭吝，一分钱要掰成两瓣花云云。我觉得这很可能是真的。盖因山西人世代经商，由于土地贫瘠，出产有限，必须在种地之余外出谋生，因而流传着“要想富，买卖加庄户”的谚语。此种社会格局塑造的民风必然倾向精打细算。阎锡山的家庭世代经商，他很小入商铺做学徒，浸淫其间，不可能不染上类似习气。说一位军阀小气，不能算是贬损。在民间的街谈巷议中，对阎锡山的负面评价集中在他的统治集团上上下下吸纳众多五台人，有县域小圈子的弊端。山西老辈人多少识几个字，这是阎仿效日本推行“强迫教育”的结果。老一代对阎很少有“旧军阀”式的憎恨。我们从小即知省城周围建筑了无数碉堡，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太原战役均死伤无算；山西过去的铁轨比较窄，时至今日仍能看到娘子关到寿阳一段残留的承载铁道的旧桥墩。以上均拜阎都督所赐。
阎锡山（1883——1960），字佰川，五台人，祖上世代以农商为业，幼年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十五岁入五台县“积庆长”商号做学徒。这是山西青少年在民国以前的固定成长路线，所谓“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阎十七岁复入村义学，学习之余特意研究程朱陆王之同异，期间注意到国家在军事、外交上的失败，矢志改革；十九岁为进学随父亲步行至太原考入山西武备学堂，三年学习期间成绩冠于120位同学，1904年被清政府选派留学日本。阎先后在东京振武学堂、东京士官学校攻研五年，同学有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期间结识孙中山，思想倾向革命，入同盟会。除赵戴文、朱绶光外，旅日期间阎还认识部分后来进入山西督军府辅佐他的留学生，此不一一。1909年归国，阎通过清廷主办的留学生考试中武举，升任山西陆军八十六标标统（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团长），武昌起义后率军队攻占山西巡抚衙署，枪杀末代巡抚陆钟琦，击败驻山西八旗军。晋省宣布独立，阎被推为都督，与清朝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桢相约组建燕晋联军，试图于河北切断南北线路，阻止袁世凯入京。吴被刺后，曹锟率北洋第三镇精锐之师从娘子关击败山西新军。阎锡山率部北上大同，据包头；温寿泉率部南下。很快，阎率领所部从归绥重返太原途中，在神池县得告全国“共和”，顺势掌握地方军政大权，从此主政山西38年。阎效仿日本，全面推行新政，在经济领域集中资产建立西北实业公司（超级工业托拉斯），大兴军工，向外输出产品；在教育领域以中国道德哲学和西方科学工艺的结合为原则，推行全民“强迫教育”；设置“村本政治”，推动地方选举；建立山西银行，发行本土货币；以“六政”、“三事“强力扭转旧风俗；军事上积蓄力量，奉行”保境安民“策略；政治上高度实现地方自治。除1930年的中原大战，晋绥军出省作战失利，其余时间阎均闭居山西，谋划建设与地方发展。山西一度被誉为民国“模范省“，各路人马纷至沓来参观学习。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据山西，阎率残部在吉县克难坡艰苦支应，保持政权在山西的存在。国共内战后期，阎随蒋介石渡海至台湾，失势，退居台北阳明山，筑窑洞，专心著述，直至逝世。其子女均为普通人，在美洲各自谋生。
时过境迁，重温阎锡山日记与民国山西的历史，当时的感喟与思考犹在。中国自秦统一六国后，经历过魏晋南北朝这样长达500年的分裂，也有五代十国的短期过渡。大一统王朝之间的转折，往往伴随着社会失序、地方割据、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和人口锐减。山西似乎是一个特例。历史学家谭其骧说，山西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往往是历史上的分裂时期。魏晋南北朝，这里酝酿出一支独特的地方势力，最终曲折发育诞生隋唐。到五代十国，赵光义费尽周折才将盘踞山西的北汉攻灭。元明鼎革之际，华北十室九空，山西社会结构完整，晋人大量东迁填充人口空白。至民国，因社会离心力和外部战争压力，各地军阀士绅蜂起以图自治，山西偏居西北内陆却在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时人目为“模范省”和中国“义务教育的策源地”。同蒲铁路以军民共建、二分之一于最初预算的成本建成（若以宽轨铁路预算计则五分之一），被誉为建设奇迹。西北实业公司涵盖现代工业的全部领域，逐年建成后大量产品外销他省。尽管外部环境危机四伏，转型期短暂而有限，这片土地再次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迅猛发育，在内部建设起一套自我适应的社会协调机制，虽拥护北京与南京的中央政府，但因种种历史缘由，地方始终维持高度自治，不仅管理自成体系，经济自给自足，保有强大的地方武装，就连铁路也与外省不同轨，山西的火车能开出去，外省的火车进不来。可以说，山西在阎锡山领导下，建设形成一个与众不同、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持续将近四十年。山西人治山西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业绩。然而它的短暂繁荣被内外的压力迅速破解，致使一套地方自治制度尚未完善即戛然而止。
以上均在阎锡山的领导下达成，阅读、解释其日记，自然是了解这段历史的最佳切入点。
从阎锡山的经历和日记中，可以看到一个山西守旧者的多重性格特征。他出身小商人家庭，恪守忠孝之道（其父死后，复三日到坟，即庐墓侧，不归家中），注重契约精神；留学日本军事院校，视野开阔熟谙现代社会的结构与治理模式；青年时代即成为一省督军，历经磨砺坚韧不拔。商人的精明、军人的果敢与政客的识见在他身上综合为一种注重实效、细大不捐的行事作风。他是精力充沛、富于理想的行动者，像经营店铺一样追求社会效率，仿效军事手段推行民事革新，又用政治方法来树立社会道德。旧山西那种缓慢、凝滞的社会在他手里被迅速地推动向前。他有过辉煌，也数经失败，但始终沉谨谦退，寻求理性与行动的一致。他的孔武有力的面孔到晚年变得一片慈祥，精神已然从早年提倡的” 智仁勇“完全过渡到了”中“的境界。他试图做到不偏不倚，凡事适可而止，立志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地方社会，但却如同中古时期的部曲领袖不得不依靠个人道德与权威维系人事。他的失败几乎就是更大范围的社会失败的预告。
阎锡山日记起于1931年，当时的他已经营晋绥两地二十年，权势熏天之际遭遇中原大战的惨败，寓居大连（日本人管辖）反省，以待时日。可守不可战的晋绥军虽然战败，但仍能保持建制完整撤回山西。随着逐鹿中原的梦想破碎，阎强烈意识到个体的有限性，闭门思过，名曰“研究哲学”，从此谨言慎行，以日记的方式提醒自己，做人做事需“循理”。日记中自警的记述很多，举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一例：“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之句，深愧不逮。”日记终于1950年，前后连续20年。其中，1943、1944年几近空白，1945、1946年缺失。内容如他自己所说“记理不记事”，因而台湾出版的《阎佰川先生感想录》从书名与内容的关联上更贴切。其内容既不同于历代圣贤的“语录”，也迥异于士族阶层的“日记”，实质上是一种惕厉自省的“心理”行为，以便在位高权重的身份下谋求个体行动和社会进程的一致与和谐，避免悖道妄行。尽管“记理不记事”，但“理”都蕴含在具体的“事”中，从当时当地的事务中抽引而来，有具体的日期，伴随其工作与生活中的事件产生，不仅更能体现阎的思想意识，也不妨碍这些材料背后的历史事实的再现和再考察。
社会建设的路径依赖小共同体的内部发育，再经大共同体互通有无，而产生共振性质的大发展大进步。反之则很难。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社会不顾辖区内广阔的地域之间的差异而推行的齐民治理政策，无法因地制宜地处理特殊事件，人民只能服从立法的需要，往往会给地方的经济活动、思想市场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和伤害，这是王朝动乱和灾难频仍的原因。希腊城邦时代的思想自由与文化成果与小共同体的独立性息息相关，正如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引发的思想争鸣与探索在中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一样。到罗马时代，社会受制于国家的庞大体制，政事冗繁，穷兵黩武，以至于向外的重压也返回到体制内部，导致民众的行动与思想无法从体制的牵引中返回到个体对自然和思想的单纯探索上来，带来社会发育的停滞乃至退步。这是一个奇怪的定律，国家建构和制度扩张的巨型身影，往往伴随着内在的思想探索的匮乏和幽微。由此也不难设想，当今美国的巨大国家负担，也相应制约着其内部的创新与发展——当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时，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就会被集体需要削弱。探索和发现的冲动往往酝酿于个性自由的舒展过程中，当外部的压力致使个性不得舒展时，文化、艺术、科学的进步就会停滞。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与孟德斯鸠提倡的“共和政体必须是小国”，有相同的言外之意。
阎锡山在山西所行小心谨慎的实验和大刀阔斧的革新，一度为中国地方自治推开一扇可以看到曙光的小门。如今重温这段历史，或许可以对社会共同体的规模和制度做一些远距离的观察和设想。区域自治的过程，作为可以讨论的政治结构和治理形式，有其不可磨灭的经验和价值。当社会危机严重，需要重新通过个体建设和小共同体凝聚共识时，地方自治就会成为现实课题。
山西的地理特征
山西是一块可以俯冲到华北平原的高地，“表里山河“，“左幽燕而右关陕，倚沙漠而眄中原”，西部汾河环绕吕梁山，东部被太行山脉阻隔，南部横亘着中条山，中北部有忻口、雁门两道天堑，自古以来河东、上党、晋中平原都是富庶安定之地，只有大同以北敞开一个倒喇叭形口子——因此山西人在明清之际从这个喇叭向外扩散，将内蒙南部西起包头东至张家口的广大区域占据。山西在清朝、民国两代的行政管辖权长期包括绥远（包头、呼和浩特一带）。，由于地形上被山川反复阻隔，山西人世代自成一体，晋人可以外出，外人难以进入。山西人在明代曾依地势建筑许多古堡和村寨，民众自发抵御北元的侵扰，迄今各县仍有许多村庄称为堡、寨。由于地形包括高山、丘陵、平原、河道，南北气候差异较大，导致省内仍然保有地理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县与县甚至一县内部的方言均不同），粮食作物包括小米、玉米、土豆、高粱、黑豆、水稻、燕麦、荞麦等等，组成极为多样复杂。历史上，平原的肥沃地带往往成为强者争夺的果实，山区却因相对贫瘠而保有更多传统和个体自由，人们能够藏掖一些东西，诸如财富、粮食、个体观念和私人感情。山西虽然干旱贫瘠，地产有限，但极少遭遇致命的洪灾，历代很少逃荒，与平原地带截然不同。举一例，我母亲是昔阳人，属敝省较贫困的太行山区，1960年前后，口粮匮乏，我的二姨夫有膂力，在人迹罕至的高山上独自开辟一片地（只在深夜偷偷往返），接济一个家族。美国社会科学家詹姆斯·坎贝尔·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阐述过一个观点，大意是政治控制很容易横扫水平区域（如河南河北），一旦遭遇距离上的阻力，比如急剧的高度变化或崎岖不平的地势，以及人口分散和多种作物混合种植等等障碍，它就无能为力了，因此在中国横断山区至东南亚的高山地带一直存在躲避政治规训的游民传统文化，就如中国古书上所说的巴山里的“獠人”。中国的中央王朝历史上无法连续控制西藏，以及阿富汗战争总给入侵者带来长期麻烦，地理上的缘故起了主导作用。山西尽管距离政治中心不远，但特殊的地理结构造成了外部或中央的管制相对难于进入的状况，因而保留了政治心理和文化习俗的地方特征。尽管现代社会的交通和媒介传播已经穿透了任何地理控制的障碍，但长期形成的心理因素是难以磨灭的。
山西不仅在地理上表里山河，富藏煤铁，它的外部还有一圈保护层。由于历史的缘故，作为北方最大方言的“晋语”区，还包括陕西北部、内蒙包头至张家口一带、河北邯郸、河南安阳以及古代的河内地区（今天的焦作、沁阳、济水）。这些地方的民俗、文化与晋人息息相关，成为山西外围的缓冲区，确保它的内部演化更少受到外部冲击。这是一块特别容易保留历史的区域，以至中国现存的古代建筑大多散落在山西。山西人没有被历史变故不断地打散，他们顽固地坚持了下来。当人们的视野中总有一些古老的符号与现象时，思想也会存留相应古旧的印记和习惯，因而更具有彼此认同的文化共性。山西人的守旧思想强烈，充满单纯的自我保护倾向，残留着自然性质的丛林意识，由此形成了明确的地方观念。用阎锡山的话总结就是，山西是山西人的山西。
以上地理因素，构成了山西在中国社会分裂期进行地方重整的先决条件。这也是辛亥革命后，阎锡山能够在山西取得自治的原因之一。假如把阎放在河北，同样的事情绝难发生。但阎锡山的事业起步，不能不说有更多综合的历史因素在发挥作用。
儒家人格的新精神
熟读四书五经的中国人注重修身。孟子提出：“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至宋明理学，从朱熹到王阳明发展出的一整套精微广大的心理建设模式，其目的在于修正个体在现实生活所受的不良影响和物质欲望的无节制扩展，以去除人欲的方式净化人的精神，当“渣滓”被筛除后，留下来的就是程颐所谓的“天命之性”，用孟子的话就是性本善的人之初态。因此王阳明说“与愚夫愚妇同者谓之同德，与愚夫愚妇异者谓之异端。” 愚夫愚妇即指未经文化汙染、社会锻炼，接近原初赤子心态的自然人，超出简朴直率性情的复杂社会心理，均属异端，应予以摈弃。
在朱熹提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大目”中，修身扮演着联通意识世界（内）和物质世界（外）的中间角色，至关重要。修身的原点具有强烈的道德建设性质，从此出发，向内则穷究思想学问，以格物和致知、纯粹的知识追求（穷神知化）为终极目的；向外则以建设家庭、积极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匡扶天下（尽性知命）为己任；目的是达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至高境界。圣人就是能够“合内外”的人。这种心理追求充满理想色彩，又富于现实意义，既超越又平衡了宗教意识和世俗生活，将二者良好地融为一体。它并不要求具有差异性的个体都走向顶点，而是如王阳明所说“金不在多少，而在赤足与否。”人人都可以通过“致良知”达到“知行合一”的君子境界。这就为每个个体的自我提升打开了通路，如同荷尔德林在诗歌中所说，“我们每个人走向和到达，我们所能到达之所”。为了推行这种尊道贵德的思想意识，历代学人发展出各种启蒙方式和进学方法，在《三字经》、《颜氏家训》这样覆盖甚广的读物中，首先渗透着的就是修身的教义，加之历代学人在道德哲学领域的不断辨析、扩充与推行，修身已成为中国读书人的下意识存在，人人自觉不自觉地自我警惕，自我反省，自我提升。在中国，自我意识的起点就是修身，就是洒扫应对，就是事事磨练。违背了这一道德规训的出发点，知识追求与社会事功均不免自毁。
阎锡山是中国古典社会末期的优秀读书人，虽出身商人世家，但天性敏锐、目光远大，自觉的求学意识极强，从小深受儒家思想浸染，以品学兼优的身份被公派留学。他留学的好友赵戴文（与阎锡山亦师亦友共治山西）不仅是一位儒家信徒，同时深究佛学，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中国古典社会士族阶层的强烈印记，以“戒慎恐惧”为修身、进学的原则，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为行事与实践的规范。梁漱溟民国十八年到访山西，评价“阎赵实各有长处，值得钦佩。赵公热诚有肝胆，感受其乡贤徐松龛先生（徐继畬）学风，颇宗陆王。”幸运的是，他们又有在完全西化的日本留学的特殊经历（与蒋介石相同），对现代社会的制度与组织方式有明确的认识。民国初期这些因特殊的历史缘故而跃身政治舞台的人，有新旧两个时代的综合特征，如果非要归纳，我觉得他们具备“儒家人格的新精神“，即在格致正诚修齐治平的旧人格上增加了现代社会（平权、民主）的意识观念。阎锡山与蒋介石都是这样的人，他们遵奉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追求国家现代化的目标。然就纯粹而言，阎比蒋更甚，他没有蒋乱搞男女关系、借债投资、与黑帮往来的劣迹。他们均有社会实践的冲动，也获得了社会实践的机会。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阎日记：“死生不可定，只有从正义。”其日记中亦有“作事当天天预备坏，作官当天天预备去，作人当天天预备死“之语。他从朴素的进取心出发，对于老庄的避世心理、八股科举脱离物质世界的思想游戏均表达不满，认为人不能修正行为是枉活，不能增加知识是白生，“学问与事功，家道与世道，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故人生不可一时不努力。”山西商人以“义”与“信”立身行事，这两种德性在阎锡山的身上若隐若现。他曾为阵中日报元旦刊题词：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故做事当以义为始，信为终。
阎日记涉及修身处世的哲学观比例极大，反复强调知行合一作人，事理合一做事。开篇，在大连避祸当头，他仿邵雍《渔樵问对》做道德学问的各种对话（应是自问自答），内容包括：处人与自处、恒心及方法、智仁勇、礼宜俭学当纯、洗心、可知与不可知、成德与成名、、为政、理（法）与情、从心所欲不逾矩、如何获得自由自主……常因一念而起，广泛谈论、条分缕析人生在世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应对方法。其核心价值观仍是儒家学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过犹不及”式的中庸思想，以及积极建设自己与建设社会的进取心、责任心，扩展开来即是朱熹提倡的“八大目”。其中又参杂有现代政治与社会规范的内容，如民主政体，自由权利等等。源自王学的道德理念与他后来在行政体系中设立“洗心社”、“自省堂”有必然的联系，以至于他在自省堂挂着“狗子也有佛性，满街都是圣人”的条幅。他给两个即将出门远行的儿子的十六字箴言为：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厚人，恭己恕人。
这些内在的精神特质，自然会影响到其政治追求的目标与行动方式。举例，阎极认同《中庸》所述的“智仁勇” 乃人生所求的“三达德”，应当知，应当学，应当养，应当成。他认为智仁勇相互关联而以仁为本。“智而不仁则诈，勇而不仁则暴，智为仁之始，勇为仁之成。”最终将这一理念推至实践的角度，认为社会治理“欲赏罚行之得当，必须先由仁而义的人主持其事。”也即是说在行政和司法上，不仅须有正确的认识，最重要的是施政与司法不仅要遵循法理，更要注重人情，“不合乎人情则人不堪，不合乎事理则事不举。”当法律与世俗冲突时要从法律，法律与人情冲突时则从人情。孟德斯鸠表达过类似观点，没有任何制度安排能替代理性、民情、风俗习惯，也没有预见一切的法律。自然丛林、法制与民情需要相互平衡。法律在阎的观念中是最低限度的治理手段，在他看来那些说服不通的人才需要动用法律手段。阎锡山虽然军武出身，有勇悍的一面，但性情相对宽厚。民国初年，面对报纸的批评，阎表现大度；1945年日军投降，阎于1945年8月下旬“还府”太原，在王骧（任汪精卫政权山西省省长）主持的“欢迎阎长官胜利归来”大会上一再强调：“行者”（随阎从晋西南返回人员）与“居者”（日伪人员）原系“一家人”，体现难得的雅量。阎没有清算投日分子，甚至续用很多日伪政权的旧部。他深知人的局限性，理解在不同环境中求生存的难度，总得有人扮演不光彩的角色维持社会运转。从始至终，很少有人背叛他，这不可能仅仅出于敬畏，还有某种信任和依赖的心理在起作用。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阎记：“次陇（赵戴文）与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虑者，亦未形忧色。昨言及人心瓦解，国将于应付中亡之，痛哭失声，非有所惧，乃有所伤也。”两位地区最高的统治者如此性情流露，乃是因为政治人物也是常人，这才是真实的社会状况。将治理阶层的人物拔高，塑造成超越常人无欲无求的理想人格，只是一种骗术。
阎的军政、经济系统高层，多是留学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物，这些人在成长路径和心理模式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从阎锡山主导的地方自治的过程与结果看，儒家人格的新精神，在政治治理与经济建设中起到了调和“旧有世界”与“新的社会工程”的冲突的作用，使得社会在剧烈的建设进程中不至于因旧观念与习俗的阻碍而夭折，既能够保留旧世界的道德凝聚力，又能够有序地推进社会变革。有一点非常明确，新世界必须在旧土壤上成长，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成功案例。这个世界无论哪个部位被砸烂，人类藉以生存发展的物资、经验、社会基础，最终都需要修复才能继续运行。由此引申，中国人在道德建设上如果不能把传统文化千锤百炼而发育成熟的修身（心理建设模式）重新拾起，仅仅依靠现代公民的教育很难恢复与达成一种新的平衡。
晋商的财力与影响
阎锡山在1931年日记开篇记祁县渠晓洲资助革命军：“辛亥秋，太原光复之后，军饷无着，众议向富户百家捐银百万两。余曰：光复之初，人心未定，与其找百家，莫如找一家，向祁县渠晓洲一户借银四十万两，指定委员三人往借。临行，余曰：须言辞恳切，晓以大义，动以利害，事必须成功，切不可过伤人情。委员归复命，以初难，经再三说明之后，慨然应允。”山西省银行成立后，渠家所出款项以银行股票的形式予以兑现归还。
经济是社会控制的最后目的，也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蒋介石在军阀混战期能够最终独大，使各地军阀领命南京，其所依靠的主要是江浙、广东等富庶之地的经济后盾。张学良易帜后，东北军因九一八事变撤回关内，失去经济后方，每年从南京得数百万银元军饷，受制于人左支右绌而终于解体。军事靠前、政治居中、经济在后，是一切地方势力崛起的不二法则。山西除地理上的特殊条件，还有明清两朝纵横东亚五百年的晋商，为民国的地方自治提前存好了原始资本——窖藏白银。
晋商从明朝边防“开中法”起步，到清中叶，已经发展成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商帮。晋商的足迹遍布中国不说，还拓展到了东南亚和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在俄国、朝鲜、日本都有分号，在连续数百年的发展中建立起一套包含筹集资本、继承经验传播知识、人才培养、人事管理、财务核算、股权激励、扩充版图、信誉至上的完整商业发展体系。其中具备资本主义萌芽特征的两点是：现代记账薄和经理制。包括买卖双方和历史留存的三方账簿是山西商人自己在经验中摸索出来的（不比欧洲晚），这是现代企业记账的通用方式；其次，经营与投资，伙计制度和掌柜制度从东家（投资者）脱离出来的方式，避免了家族企业无法长期发展继承的弊端，也是现代企业的主要特征。这些，晋商都在明清时期自身演化完善。这种演化影响下，山西人善理财精打算，民谚“家有千石粮，馍馍不热尝”。晋商的精神在山西人身上有不可磨灭的印记。从我自己的家庭举例，我出生的村庄为晋中寿阳县的一座小山村，小时候（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中窑洞的风门上糊窗棂的纸全是写着毛笔字的发黄的枯纸，直到接近成年才得知，那些窗户纸是爷爷过去做掌柜记的账簿。从父亲的谈话中可知，山西人直至民国仍然保留着普遍的从商习惯，多数农家子弟的出路即在粗通文墨后入商铺做学徒，开拓自己的人生。我的爷爷从学徒做起，三年期满成为伙计，表现优异，往来东北贸易，接受磨练，继而受某财主一万大洋所托开办商号成为掌柜——无论东家投资还是商户往来均不立字据依靠绝对的人格信誉，这很像犹太人的商业关系。我的出生地高家垴不过是座小山村，但历代也行农商并举的营生方式，据说在黑龙江呼兰县至今仍有一支高家当年去经商落户的后人。
从太原向南，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所在的晋中平原，一度是中国金融中心。被视为现代银行前身的“票号”并不是作为金融业而起步，乃是为了晋商遍布东亚的商业网络“兑换”方便而自然形成，由于营业额巨大，来回搬运白银风险不断，为汇款，票号应运而生。这里边蕴含着高度发达、根深蒂固的商业信任，以及围绕着这个巨大网络的人力、资金、物资的周转循环体系。山西人从事贸易可谓无所不在，两淮盐业、江南茶叶基本被垄断。晋商与朝廷的经济往来更是离奇复杂，努尔哈赤的经济总管就是山西人，晋商长期是清廷周转资金的重要来源。晚清社会剧变，经太平天国一役，晋商在中国南方的商业版图受到致命打击；中东铁路开通后俄商直接从中国输入茶叶，恰克图没落；清末，票号为宁波、广州的银行帮挤倒。民国初期，晋商雄风不再，但数百年的基业树大根深，以及口外贸易的继续发展，从商者仍有131万之多，占当时山西总人口的11.7%，这一比例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排在前列。晋商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雄厚窖藏，山西仍属海内殷富之地，为阎锡山实行新政，建立西北实业公司提供了资本。吴铁城辛亥革命后随孙中山到山西，在《太原之游》中写：“山西的通用钱币是银锭子，富者多用窖藏。”阎仅找祁县渠家一家即可解军饷燃眉之急。他不用像袁世凯那样去找列强借钱，可在自给自足的小局面中筹措诸事，调动人力和资源。中原大战后，重整的山西省银行的资本与中国交通银行相当。蒋介石的财经部长孔祥熙出自山西，哪怕在抗日战争时期，流落四川、重庆的山西商人仍然受到极大的尊重。
山西人发达的商业思想中，包含着朝向现代社会的世界观。他们视野开阔，尊重契约精神和个人才干，鼓励创新。这种精神也因商人参与山西的民国自治体系发挥作用。阎锡山民国十一年（1922）八月巡视寿阳县，莅商界欢迎会发表讲话，言“余深信，商人为社会中坚，不自今日始。忆十年前，余留学日本时，暑假回国，与商人谈及世界大势及日本国情，说到情理处，商人均能理解，且深以余言为然。但以斯言告之当时士大夫，则反茫然莫知所言为何，或竟有掩耳而走者。”阎认为与其用官，不如用商人。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日记：“物有轻重长短，事有成否损益，非称量不知物之轻重长短，非计算不知事之成否损益。故精密的计算为举事之母。”山西实业公司和消费合作社业组织，都由商人主持。
在九一八事件后，晋商在东北的商业版图被毁。山西商人真正的灭顶之灾是日军进驻山西，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数百年积累的财富、契约精神、经济流动从此断裂和消亡，如今仅剩了许多大院和庄园出售门票。
自治的实现
1908年，晚清立宪期，山西省筹办咨议局，计划全省议员选举。翌年，选出常驻议员18名，寻常议员68名，共86人。议长、副议长采取完全民主方式公选，均为新派人物担任。咨议局下设“自治研究所”，“拟简章抽调各属学员共196名，分两期讲授功课。”学期满后，获得毕业文凭的学员各自回地方宣讲自治理念。这是山西民国自治的先声。
辛亥革命后，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电告阎锡山北洋政府意欲集权——主要指军权。阎在复电中阐述了他的地方自治思想：“地方分权，古今通义，征诸历史，根据甚深。且中国省份之大，动逾千里，非东瀛府县、西欧州郡可比，即授以各国地方行政之权，轻重犹恐失当，遑论中央集权。况当建设时代，伏莽未靖，军政民政，其权不容分属。宜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权，限以年岁，使其厉行整理，因循玩忽届期不举者，严加惩处，使政府与地方，互相维持监督，庶政府之野心不萌，而各省亦不致逾权越限，俟国基巩固，然后徐图集权，尚未为晚。” 至一九三六年，阎锡山对“徐图集权”的观念已变，他在对中国的历史与现代社会的思索中意识到，秦统一之前的中国是各国之间的竞争，百事俱举，人事与心物并重，值得大书；秦统一后的中国妄自尊大，政治上百事俱废，人事是重心轻物，简直就是漫漫长夜；至西方工业革命后五洲交通，中国变成世界之一国，又循环为竞争体系的一员。中国人不仅要痛改大一统迷梦的行为，还要辨别大一统迷梦的是非。
辛亥鼎革前后，中国古典社会遭受西方文明冲击，民众没有抓住改变制度的机遇，未能从过去少的集权暴政中走出来，激发全民族的参与热情而造成社会的飞跃进步。时间过去了，社会运行一仍旧贯，不仅失去了旧道德的约束，赖以维护社会平衡的手段唯剩简单粗陋的暴力，社会结构在穿上华丽的现代衣裤后，内部却把专制社会积累的权术政治推上了新的高度。
革命带来一个比清朝更加衰弱、分裂的时代，内部兵戎相见，外部也没有远离列强的压迫。直到袁世凯去世，北洋体系分解，国民党北伐前，社会分裂，各地军阀林立。深入考察这些军阀的权力基础，可以看到阎锡山在个人行事上的保守作风在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状态获得真正自治的机会（此前晋省一直有袁委派的军政大员制约阎）时，他善于就地经营的能力迅速发挥作用，深入利用山西商人训练和选拔人才的那套充满地方色彩、具有量化特征的实际方法，尽快统一军政财教，在兵连祸结的乱局中开始“保境安民”政策，积蓄地方力量，极力避免卷入内战。山西俯瞰华北的地理优势再次凸显，以较弱的军政势力实现闭守建设的局面。民国六年起，阎锡山在晋省全面推行新政，他认为弱民愚民的坏政体导致民众无力自立，不知进取，没有公共意识。“以此为国，是曰无民。非无人焉，无有用之人也。”行“用民政治”，意在实民德、民智、民财。为此，阎主导修建省、县、村公路，以畅通政令，实行“剪发”、“放足”、“禁烟”、“水利”、“种树”、“蚕桑”六政，再加“造林”、“种棉”、“牧畜”三事。同时大力改革教育，推行“强迫教育”制度，广泛建立中小学堂。为进行全民动员，阎锡山推行“村本政治”，试图实现村一级的完全自治，设立最底层的息讼会、监察委员会，乃至保持农村武力维持治安的“保卫团”。阎反对盲目地照搬政治模式，注重切合地方特殊性质的行动实效，以让民众知道政治，过问政治、参与政治，扩大社会力量。
阎锡山认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二是经济。在政治上他追求社会安宁、政治廉洁、取民有制、财政公开，发扬公道、培植人才、训练人民、培养民德。在经济上像一个商人那样力求政府收支出超，就是要有盈余。
行政体系的建立意在贯彻政令，建设经济，改造思想，组织社会，“把政治放在民间”。经几次改制和完善，到1920年代，山西已经建成“省长——村政处——考核股——区主任——县知事——小段主任——编村——闾——邻——民户”的九级行政机构，贯通上下。正如蒋介石在留日期间受到当地风俗的影响，阎锡山也被日本人样样讲求纪律的精神折服，并且对社会的高度组织性引发的效率有切身感受。这种地方自治的政权组织形式，深受德国的国家主义制度影响，经日本转手后过滤而为中国地方的社会治理模板，既有现代社会寻求精密的社会控制的目的，也着力于深入全民的组织、动员意图，以便为“地方自强”而将全部人力提升到可以为社会共同体的目标而行动的高度。从“村制”到村政，行政管理逐步变得有序和规范。1922年，吴佩孚致电阎锡山，称“公独修明省政，保障三晋，树各方模范，已既成效昭著。”待南京政府成立后，更以山西村政为模板，构筑了全国乡村自治体系。
在严密组织社会的同时，则是阎在军事、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措并举，以个人的道德权威为中心，精心编织了一张训练人才、选拔干部、上下一致，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中财力发展实业的政权网络或曰地方自治体系。出身商人世家的阎绝不会过分冒险，在进行任何社会投入前都会最大限度地进行风险评估，总要为意外情况发生后的可逆性留有调整余地。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阎记：“试验为成功之母，轻更为失败之由，故不妨千百试验不可一次轻更。”一种小心翼翼地被控制的观察和实验精神，在山西的社会转型中发挥着背后的作用。但我们又不能否认阎的施政有其强迫性质的“训政”特征，有浓厚的国家主导色彩。满清倒台，导致天授之权的取消，在地方上转移为“人授”的权力，形成某种社会契约的萌芽。阎锡山被袁世凯封为山西都督，但他的权力基础并不在北京，而在地方士绅、武装和民众的观念中。因此他的建设和政策，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感受。阎不苟言笑，行事严谨，没有古代领主那种病态的狂妄自大，美国的《时代周刊》形容这位新军阀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业、军队、警察、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由于特殊的出身和经历，深知生产经营上的地方知识和传统实践引发的经验意识是关乎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形态，“做事第一步是做，第二步是常做，第三步才是会做”。他的运气好到可以拥有对这种保守主义的理论的天然意识，又能够利用这种意识，在强力推进社会整体变革时，在经济上避免以一致性完全取代实际发生的生产、供应、价格体系和随时相互调整的市场状况；在行政上重用晚清遗留的地方士绅，尽可能维护政治上新旧结构的平衡；在道德观念的改造上以儒家中庸思想为主体，建立“洗心社”、“自省堂”，在围绕阎自身的政治团体进行的驯化行动中建构富于儒教意味和人治色彩的地方精英集团，并将这种道德驯化的影响推广到基层，使思想的统一在地方上变得极为严密。阎锡山所以长期不倒，正源于他的社会建设朝向三个方向：心理建设、社会建设、物质建设，在人格和事功上得到了山西人的双重认可，形成了稳定社会所必须的通行在多数人群中的价值标准。这种价值标准的内核，部分地实现了霍布斯对国家合理性的判定：每个人都对联合体的行为授权，使它能按照大家认为有利于多数人的和平与安全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行事。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不谨慎地保留一种怀疑：他是乱世中寻求个人抱负（如同历代的地方领主乃至开国皇帝）的枭雄式人物，并没有在政治追求中纳入发展社会、造福民众的因素。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二者兼具。在他两次派军队出省作战的政治冒险行动中，尤其是参与中原大战，暴露了其内心试图仿效历史上的地方势力在乱世中取天下的心理，这次失败的经历不仅使晋绥军经受损失，更将冯玉祥的国民军引入山西成为寄生地方的额外负担，血的教训使阎从此专心发展，带来七七事变前的第二个黄金发展期。
阎锡山的崛起，蒋介石的高位，历史动荡期诞生的枭雄式人物，引起一种思考，即社会权力确实会在特殊时期掉在地上，被路过的人（尽管非他不能）捡起来。我不禁环顾左右，感到我们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孔武有力的灵魂泯然于众人，全无用武之地。世袭的权势等级社会大大削弱了人的能动性和潜在活力，造成人力资源被最大浪费的社会制度。然而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地培育创新人才，不断地涌现新的富裕阶层和杰出个体，良性发展的社会特征是竞争体系的开放和公平。然而这可能吗？
军事发展
阎锡山出身军人，深知保有地方武装是存身立命的先决条件。他在山西的建设行动均以军事为优先，无论经济建设、人才培养、教育培训，抑或文化事业，一切工作的前提在于其在山西统治的确立。以今人的眼光看，不得不佩服阎的长袖善舞，得益于三十岁即掌权，他能够精力充沛地雕琢社会事务的多数方面，并将这些相互配合的社会变量统筹进一个人的头脑中。也就是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的事业的分流、开展、推进，其起点仍在于阎的思想和理念，他预先能够把一切装进自己的观念系统进行思想的实验和推演、整合。在这一系统的社会工程中，军事首当其冲。尽管阎奉行保境安民政策，用所谓“三不要二要”主义，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一服从政府命令，二保卫地方治安。但个人的精神激情仍然在实践行动引起的进步中不断变化。
甫一确立自身位置，阎锡山即大兴军工建设，他知道买枪不如造枪，所建山西陆军修械所、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太原兵工厂、山西火药厂均有军民两用的性质，至1926年，职工15000多人，规模、设备与产出在当时已领先全国，现代化程度超出从洋务时期起步的汉阳兵工厂，张作霖的沈阳兵工厂。黄绍竑在1933年参观太原兵工厂后感慨，“我曾参观汉阳兵工厂，规模远不及此。”阎锡山同时设立培养士官的“学兵团”，后来演变为山西军官学校、北方军官学校；配以山西陆军辎重训练所、山西航空学校、第三集团军骑兵教练所等技术针对性极强的专门学校，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辛亥革命，山西新军不过数千。1923年，晋军扩至2万人，阎以日本为模板推行“军国民教育”，扩大后备兵源，成立在乡军人训练体系。考虑到山西地狭民少，民兵后备役部分行府兵制，平时居乡务农，战时入伍，形成灵活实用的动员体系。晋军在山西首创工兵合一政策，义务参与同蒲铁路建设，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而节省银元。1925年晋军第二次扩军至4万人左右。1926年，晋军击溃试图入晋打劫的冯玉祥国民军八万余兵力，一举占据绥远地区。同年，晋军扩充至13万人规模。阎的军事实力借助其政治、经济、军工的成就在中国变得不可小觑，由于势力扩张至绥远，晋军从此被称作“晋绥军”。
国民党北伐期间，山西易帜奉行三民主义，晋绥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配合奉军接替北京防务。阎第一次从山西走出，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人物，山西大批军政人员进入华北地区。然而短暂光鲜的背后意味着向外扩张引起的内部建设中断与人员分裂，从阎的体系成长起来的傅作义从此单飞，许多部将因高升而被南京政府逐步离间，为随即而来、因分赃不均引起的中原大战埋下伏笔。
阎的数次军事失败包括国共内战，从社会与历史评价的角度，尤其是从他自我认同的信念看，中原大战是无法释怀的败笔。退回山西的晋军群龙无首陷入内耗，加之冯玉祥残部“客居”山西带来巨额花费，蒋介石不得不请阎锡山出山，重整山西的地方事务。1932年，阎锡山复出视事，在省内军政要员簇拥下，从河边村到太原，杂乱的形势立即得到遏制，各路客军退出山西。从此晋军缩编，直至七七事变。
山西非阎锡山不能管理，晋绥军非阎锡山不能约束。地方自治体系虽然仰赖国家的统治基础、国防和外交官僚体系，然而从清末新军发展起来的晋绥军从观念、人事到发展路径印有强烈的阎锡山个人色彩，他建立的庞大治理体系源于一种道德教化的一致性，剔除了空泛的爱国主义观念，代之以与自身生活相关的具体情感教育。阎锡山不提倡任何与个体处境无关的口号，他对民众的教导是“人人有事做，有饭吃，做好人”。有饭吃与做好人实际上包含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认定的至善的两个要素：幸福和德性。在这种理念下发育形成的组织体系不仅在行政上有效，也对治下的民众的精神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当观念的内在一致性形成，人们的自我认同就带有了地方性质的普遍色彩，无论面对日军进占，还是国共内战，山西的军政体系仍如中原大战后的情形，从未解体。
晋绥军在后来主要担任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任务。其中，日军为占据俯瞰华北的这块战略要地，七七事变后迅速调集军队从大同南下，第一次失利即发生在平型关，其补给部队遭到共产党军队的伏击，损失惨重。随后，阎锡山布置重兵防守忻口，进行了长达三周的激战，日军在忻口战役中损失惨重，仅第五师团就阵亡1651人，负伤4594人。战斗的残酷和消耗，远非日军最初预期的短暂决战。这一现实与日本媒体所描绘的“迅速而大胆的推进”的乐观叙事大大相悖。日军不能正面突破忻口，援军由侧翼从石家庄方向突破娘子关防线，导致二战区太原保卫战失败。太原战役日军阵亡889人，受伤2827人。即便如此，阎仍有序组织人员和物资撤退。阎将重要的兵工生产迁到四川，坚守山西，与卫立煌合作组织发动1939年规模巨大的冬季攻势，逐步与日军形成攻守平衡之势。日军的战斗力不仅限于装备和训练的优势，还在于一种超越生死的军人意志。桂系军队的将领黄绍竑在七七事变后奉蒋命入山西视察、辅助阎锡山抵抗日军，他在《抗战开始与山西一役》文中详细介绍了晋军的抵抗，他承认不是山西军队不善守，而是日军的现代火器太厉害了。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日军视死如归的精神，日军一旦被俘获，“一不小心，他就会自杀”。一次战斗中被俘的两个日军，“一个腿部受了伤，不能行动了，另一个便到处背负他，服侍他，丝毫不觉得有一丝勉强或厌烦的样子。在这种场合里，表现出高尚的互助精神。”
至国共内战，作为二战区长官的阎锡山，展开了同共产党军队的角逐，他的部队即使在面临失败时仍表现出超过国民党多数军队的忠诚与勇敢，太原城破，军政高层自杀一片。这些人之所以集体选择自尽，在于超出个体意志的地方信念的破碎，就如明末清初的遗老丧失了精神世界的客体环境，不能以一己之身面对观念相左的新政权。说白了，你我是完全不同的人，我不能为了苟活而屈尊俯就。
阎的体系不仅培养了傅作义、商震、赵成绶这样的独立干将，也先后扶植徐向前（徐早年学习的学校校长为赵戴文）、薄一波（薄在阎扶持下建立抗日武装）等共产党将领，二人出身地距离河边村不过几里地，他的情感教育方式面对共产主义的政治攻势时失败了。这种失败不能归咎于他的个人错误，具有更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原因。
行政
地方自治要求治理体系尽可能健全，行政目的在于联通军事和经济，组织动员民众进行社会生产，为此开展广泛的教育活动。阎的官僚体系和用人方式，虽有很强的地方色彩，但其核心仍延续了帝制时期的荣宠制度。就如满清的地方大员须入朝谢恩，山西的县长也要在太原与阎面对面交流后方能走马上任，他们额外地经受着更复杂的绩效考核，也没有摆脱对最高首领定期述职的约束。分裂时期的北洋军阀，还来不及发明更好的行政体系，虽然设置了议院，在立法、司法和行政角度做了结构区分，但有效的治理工具一仍旧贯。这是没办法的事。旧机制就如习惯法一样在社会的全部阶层通行无碍，其中总有一些能够纠正极端、维护运行的成分。阎锡山是十分善于甄别和选择具备经验性知识的人，他的性格优点就是绝少冒险。民国山西实际施行了一种地方竞争的行政体系，将全部的县划为三等，鼓励那些差一些的县力争上游。阎锡山善于把军事，教育、行政、经济行为相互融合，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比如军民共建，商人管理社会事务，通过教育系统推行政令等等。
山西的行政体系在民国时期与清朝最大的不同有两点。
其一是山西的最高统治者没有换来换去。满清贵族为防止汉族官员在一地坐大，把封疆大吏支来使去，令他们很难在一个地方进行有计划的长期建设。从1900年到满清覆亡，在山西巡抚任上的人先后有毓贤、锡良、岑春煊、丁振铎、俞廉三、张曾敭、张人骏、恩寿、张曾敭、宝棻、丁宝铨、陈宝琛、陆钟琦，即便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清廷下台前，仍有吴禄贞、张锡銮、李盛铎被任命为山西巡抚。短短十二年换了十六人。试想这样走马观花的用人办法，怎么可能产生地方政绩。阎主政后，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才有时间真正团结地方，开展广泛深入的社会建设。
其二是，阎锡山仿日本创设了乡村自治体系。这一创举实际上仍源于他的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相对于城市的杂居状态，农村总是由长期积淀的习俗决定人的意识和行为，民情特殊，各地差异极大。作为敏锐而精于计量的政治人物，阎不可能不意识到集权的弊端，当立法的一致性与地方习惯的差异性相遇时，法律很难处理特殊的事件，这时候，民情和民意被法律压制，往往带来或大或小的社会冲突，乃至动乱。山西又是一个地理封闭、特别具有保守意识的省份，土地贫瘠使人勤劳、简朴，吃苦耐劳，也更勇敢和崇尚武力，村镇、地域之间，各种小共同体彼此既隔阂又协作的状态很常见，人人负有保卫环境的天责。有效的治理模式莫过于在村一级开展自治。阎认为：“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为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就像约翰•穆勒所说的，人“只有靠他们自己的双手才能作出对他们的生活情况的任何积极的和持久的改善。”世界上最可怕的政治情形莫过于，一部分人把自己的生命的全部需求和付出交给另一部分人裁决。“用民政治”的目的在于使人人自立而负有责任精神，“用官不如用民，用民不如民自用。”在缺乏乡镇精神的地方，往往充满在奴性和任性之间摇摆的顺民，这不是阎的政治目的。
《山西村政汇编》有一段话：“君主时代治平之责，专属于君；民主时代治平之责，分负于民；但欲使人民加入政治则甚难，如将政治放在民间甚易。”要把地方事务放在地方。这一意图在阎的“村本政治”实施中有广泛的体现。通过张贴政治标语，巡回演讲，主张公道为人类的天职，既要求人们懂得自己的权利所在，也推动民众的公德意识。山西人似乎在民国的自治过程中接近了孟德斯鸠所说的共和政体下的“人就是一切”的人人平等的趋势，而非专制政体下的“人一钱不值”的人人平等。同时期，他们享有了比其他省份更多的安宁和生趣。
山西的村政建设，进行了极其详密的部署和实施，首倡教育；其次出“人民须知”，包括民德篇、民智篇、民财篇、家庭篇、社会篇、国家篇、世界篇。围绕“六政”、“三事”所出的政令不计其数，无所不包。这些文字化的政策不仅为各级行政人员提供了详细的工作步骤和方法，细化到了“手把手”教的地步，而且特别注重在执行过程中对人性和民情的尊重。阎是深谙政策执行的合理性的施政者，主张“放开法律，注重人情”，注重理性思考和法律判断的情感化，把儒家文化中的“人情”推演到政治行动中，摒弃严刑峻法，代以情感教育推动人的自觉意识。因此对家庭教育中“礼”的崇尚就把旧世界中修身的内容融入到了新的教育格局中，礼是人生的守则，行礼从父母做起，规定儿童出入家门必须向父母行鞠躬礼。这些都在他他的政治措施中四处推行。
表面上，阎通过“村本政治”的主张在每个行政村建立“村民会议”、“村经济建设委员会”、“村息讼会”，以期“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村村无讼，家家有余”。实质上，各种措施带来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与清晰性，力求“把每个人的财产、事业、行为、举动都要‘看得住’，并且‘拿得起’才行”。这是“编村”的真正意图。村长与村副（无薪酬）的基础条件是个人不动产在1000元、500元以上，这就让“选举”排除了在地方上缺乏实干能力、不孚众望的流氓无产者。在阎的行政体系中，地方精英始终扮演重要角色，这缓解了行政扩张的财政压力，能够以节省的方式整理社会。在社会的清晰性实现之后，接下来的就是贯彻阎的政策主张，打造上下一致的行动力，阎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联合协作的前提下补助人类缺憾，发展人类性能。在阎锡山主导下，山西大兴铁路、公路建设，出行运输方式的改变，破坏了原有社会的流动秩序，也加强了太原对整个省份的管理和控制。
阎在其所著《中国的出路》一书中历数帝制中国两千年来对民智的摧残，以人民为一盘散沙为得计，导致负责与不负责的是非颠倒，国家无法进步。他认为权威绝不如民心，“先与百姓共心，然后与百姓共事，终能达到村本政治之美满效果。”这种治理方式是儒家传统中地方上的宗族治理体系的扩大化，虽然是从上而下的推行，但内在的逻辑却相反，试图建立自下而上的政治行动格局。
阎是勤政的人，积极拉动行政人员的工作效率，提倡早起，“逾七时不起，警察得入室干涉之，官厅以身作则，七时一律到署。”阎打造的行政机构的效率在很快发生的瘟疫中得到发挥。1917年，肺鼠疫在内蒙古乌梁素海西岸爆发流行，由于绥远和山西在行政、文化、经济交流等区域关系上高度一体化，鼠疫迅速向东向南传播，经包头、呼和浩特、丰镇、大同向外传播，波及全国数省，山西首当其冲。阎锡山利用现代防疫政策，主防不主治，进行交通阻断，设两道防线，严查从绥远进入晋省的雁门关、阳方口等七处，设检查所并配西医（包括美、英、法、意、瑞典医生）协助，七日无恙方准前行。太原成立防疫总局，印制防疫知识相关的宣传单20多万份，广为散发，提高民众的科学认识。这些举措在短期内迅速遏制鼠疫蔓延，避免了大范围的人员死亡。因疫情而设立的防疫机构，后来成为常设机构。
孟德斯鸠说，国家的弊病和良好质量都源自政体性质的具体状况。阎锡山则有相似的论断：执权者之心理所向，人皆趋之。向正则人争正，向邪则人争邪。
制度集中必然引发政策一致性在地方具体事务中的矛盾和不确定的后果。阎的行政手段多数时候是温和的，但在关键的、必须短期奏效的行动上比如“禁烟”则雷厉风行极其刚猛。山西的富足带来了民众盛行吸烟的恶习。“山西人吸食鸦片之风，从太古祁县平遥的富商巨室带起，以至于官吏士民、弁兵胥役、妇人女子，类皆沾染。发展到贫者益贫、弱者益弱，晋省危乎的状态。”阎大力禁烟，不仅以严酷的手段禁止民众吸食鸦片，以至于行政官员立下字据，犯者立行“自裁”。他要树立人的自尊意识。
打造行动力，需要能够考核各级行政人员的“事件”。 “六政”、“三事”提上日程。需要注意的是，六政、三事本身的目标虽然是富民、强民，固然有重要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围绕这些行政任务的行政考核体系的出台，在省长公署内设“六政考核处”，直接承省长命令行事，以便考核各级行政人员，甄别忠诚和有能力的干部。这些被选拔的干部又定期在“洗心社”、“自省堂”接受情感教育。如此，阎本着宽和适中的立法精神，围绕其个人打造了一套组织严密、道德驯化一致，高度团结和协作的行政体系。这对整个山西在民国时代的社会改造效率起到了支撑作用。除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曾短暂派员管理部分行政、司法机构，整个民国时期，阎完全掌握山西的军政大权。他集中资产推行公有制大型公司，打乱了旧的社会格局和一部分人的生存路径，顽固、守旧的刘大鹏在其日记中称阎为“阎西山”，始终认为他是破坏地方的罪魁祸首，对剪发、放足、新式教育均愤愤不平。然而总体上，到山西的外省人均承认，当时的山西治安好，识字率高，禁烟和禁缠足（义务教育中的所有男生都在衣服上逢着“不娶小脚女“字样的布条）比较成功，社会有序，组织性强。
经济
阎锡山的经济政策主要为军事目的服务。没有武装力量，地方自治和他自身的存在均无从谈起。阎在经营上的能力从其经商世家与生俱来，没有别的军阀更比他懂量入为出、细水长流、延揽人才、扩大经营的路径方法。他所推行的是资产集中化的公有制经济主导、全民动员式的建设发展路径。他是一个特别善于制定“十年计划”的人，在实现计划方面往往能达成超出预期的成果。
曾国荃、张之洞与胡聘之作为洋务派官员，晚清末期先后出任山西巡抚，奠定了一些现代工业的雏形。张之洞1884年为练新军在太原设置“新药局”。胡聘之1892年设立“火柴局”，1896年开办“机器局”，同年筹建“新绛纺纱厂”。1907年山西绅商刘懋赏、冯济川、渠本翘等在“收回矿权运动”中建立“全省保晋矿务有限公司（简称保晋公司）”。作为卢汉铁路分支之一的正太铁路1904年动工，1907年通车；路过大同的张家口至归绥（呼和浩特）铁路1909年动工；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贯通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动工，后经阎锡山主导建成。1900年以后，辛亥前，山西邮政开办邮务局、所295处，几乎覆盖全省；至1910年，山西的电报机构发展到一个分局、三个支局、七个报房，共有电报机21部。
这些基础与阎后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简直暗淡无光。
需要说明的是，山西在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土地兼并现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民国山西实业志》可得知，根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调查，山西自耕农占57.67%，半自耕农占11.64%，佃农仅占11.36%，雇农占9.33%。这是因为山西的土地贫瘠，拥有太多土地反而会带来更大的负担，人们更乐于在拥有少量土地的前提下从商。山西商人有钱，有自己的主张，但这些资本是艰苦工作积攒的，只有在维护能够发展的商业格局的前提下才不怕过分的消费。
阎主政后，一方面应对复杂的内外局势，保持自身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一方面进行系统的经济建设，前十年，大力推行六政三事，对经济发展，移风易俗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出生太谷、拥有欧柏林学院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文凭的孔祥熙成为辛亥革命后阎锡山的经济顾问。阎、孔二人均与孙中山有交。其经济政策首先着力于提振金融业，依托晋商的财力，建立山西管钱局，成立晋省银行，伴随与其它钱庄合作，金融业复苏。金融复苏意味着投资和人力调动的可能，经济起步。1919年，成立山西省银行，完全官办，虽然是现代银行，但因循晋商票号的实用主义经验和旧习，在框架上趋于现代，在经营上沿袭旧制，成为山西最大的金融机构。
1920年代中期，阎主导实施“厚生计划”，全面发展实业，包括“炼油计划”、“炼钢计划”、“机器计划”、“电器计划”、“农业计划”、“林业计划”。其中，炼油、炼钢、机器计划取得重大进展，实现自给自足且外销他省。随后，煤矿，火药厂与一批工矿企业逐年发展。与此同时，民办的纺织业、冶炼、火柴、电力、面粉等加速发展。平遥火柴在1990年代仍畅销。
阎不仅发展实业，注重人才培养，也成立山西省工业试验所，进行基础理论科研。
以上这些主要是成为1930年代的西北实业公司的基础。
1932年，阎经中原大战下野复出后，面对日寇压境，继续重整地方，指定“造产救国”的“十年自强计划”。山西地方经济实力之强大，可以从此时整顿金融业后形成的四银行号（山西省银行，绥西垦业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行、晋北盐业银行）的总资本3300万元看出，其总量相当于当时国民党中央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这四个银行资本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山西省银行的资本与赫赫有名的中国交通银行资本相等。今天看来，这简直不可设想。
随后，西北实业公司成立，短短数年，在日军七七事变后进入山西前，西北实业公司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包括钢铁、燃料、电力、机械、化学、建材、纺织、兵工、造纸、卷烟、火柴、皮革、面粉等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在内，员工超两万人的超级工业托拉斯。它的工人数量虽然不是很大，但其“机器业工人”6843人，占当时全国机器业工人总数的40%；全国最重要的2826家工厂平均资本11万元，西北实业公司所属的33家工厂厂均资本66.66万元。高良佐1935年穿越山西，在太原参观西北实业公司，叹“规模宏伟，足为国内实业界之矜式。”因日军侵占，发展如日中天的西北实业公司蒙受巨大的损失，从巅峰掉落，但其巨大的体型仍影响了山西乃至四川的军工企业。
阎同时扶持私营经济发展，推行土货运动，实行强烈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山西在大多数工业产品上实现了自给自足。由于军工厂的生产能力，太原兵工厂不仅成为日本忌惮的对象，也成为后来中国军工发展的长期基地。从阎主政带来的社会变化看，政治建设的主体人物必让三四十岁的人负责，任关键岗位。人的消极保守情绪是与日俱增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只能因循苟且，把腐朽、自私自利的情绪融入权力格局，只谋求利益而绝不发展公共事业。这是人性的弱点，应以制度的方式克服。
文教
阎锡山所继承的山西，与中国的其它地区并无不同，在传统格局和文化建设上可说粗服未饰，有书院、报刊、大学、图书馆。阎的教育观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格局相似，注重在传统道德建设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现代工艺，目的在于开启民智，促进民生，强化人群的力量。教育目的和教学设置安排贯穿了阎的“中体西用”、“德智并举”的治学理念，以制度防人作恶，以教育启人向善。其言“作人要受中国文化之熏陶，作事要受科学知识之指导”。如当时山西的外语学校“文言学校”在原理上用中国固有的国粹，重新阐明中国的旧思想；在教学上用新方法教授中国文学、诗歌、绘画与音乐，以唤醒中国的国魂；在细目上注重学习内容与日常生活的衔接；此外再开展德、英、法语的学习。在他看来，学以致用固然重要，但人心也须从社会的残酷竞争和蒙蔽中沐浴光明，得到修正，于是在全社会提倡“洗心自省”，且从官僚体系率先开展。他提倡终身的道德培育，重视社会的教化以使民风敦厚，正人心而后人人得以做好国民。
智力训练是在地方事务中比在一般国家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目的在于为实际生活的需要服务。阎锡山对教育“视为最重”，认为“人群赖文化以维持，文化以教育为代表”，“求身体的强健，知识的充分，人格的良好，是终身时时不可不努力的”。他甚至亲自为当时的中学考试出论述题，如1932年对进山学校高中学生第八期问题如下：“西洋伦理学者，关于良心之起源，约分先天后天两说，按诸生体验，究以何说为是，试阐明以对。”对进山学校高中生第九期问题如下：”意志自由说与意志必然说各有论据，以何者为近，试各抒所见以对。”
当时山西各校长先由省长径委，“再行文于教育厅，仰该厅长即行加委。”阎有“欲决胜于疆场，必先决胜于学校”之说，仿日本推行“义务教育”，“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人民若不上小学，就要罚他，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在政府有强迫的责任，在家庭有义务的认知。1918年，山西开整顿教育讨论会，通过“山西逐年教育进行计划案”，推动“强迫教育”。1919年，山西省岁入总数242.62万元，支出教育与实业经费106万元，教育与实业临时费92.48万元，随后四年，教育经费一直为政府支出最大项目。1918年、1919年、1920年，教育支出占整个山西岁入的比例分别是47%、55%、40%，甚至以军费施于教育，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积蓄都投放到教育领域了。政府建立师范学校解决师资，调查儿童数目，筹款建校，劝导并强迫入学。此外，系统地推进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解决民众不识字没文化的落后状态。1921年，山西教育厅长虞和钦对来访的美国人孟禄说，山西有国民小学三万五千处。同一年，刘大鹏日记言“自设学堂以来，毕业之学生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到处皆是学生……”。
到1920年代，山西建立了从幼稚园、小学到大学，再附以各种职业培训学校的全面的教育体系。除选拔行政管理人才的育才馆和外国文言学校，还建有政法、农业、工业、商业、师范、医学等专门学校。山西大学到1925年已发展为综合性大学。当时的国立大学三所，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武汉大学堂。胡适二十年代到山西演讲，许诺将山西大学与北京大学互换学生作为一项工作而推广，在他看来，两所大学并没有孰高孰低的区分，一时之间，山西大学的学生纷纷跑去北大读书了——看来还是北大好。
为推行职业教育，阎主导建立行政研究所与地方行政讲习所，培训政府、社会事业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此外各县举办师范讲习所105所（每县一所），商业传习所128所，女子蚕桑传习所14所，女子职业传习所4所，社会教育学校284所。山西派遣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年年增加。1919年10月，胡适携杜威夫妇到访太原，杜威在太原大学校礼堂演讲《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提倡无意教导而形成一种自然的道德观念，其次是培养判断能力和实践能力，应该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教育观与阎锡山不谋而合。阎主张学校教育和社会需求相匹配，“学校所学与社会所做不合，国事无进步。”此外他也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敦促为父母者不可一时放松。
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记载了胡适对太原的记忆，“太原一个公园里有两个碑：一个碑刻上一千个字，必须人人要认识的字；另一个碑刻上八百个字，乃是山西人必须要认识的。”胡适记忆不精确。经亨颐在当年的《在晋与会日记》中记载：“入城，通衢即有省定《失学必须识字》并注音大碑，分最要八百、次要六百、应用字四百，共千八百。”美国教育家保罗•孟禄（Paul Monroe）1921年到访山西，言“山西新政甚发达，极注重教育。各种进步事业很多。”在同山西教育厅长杜星南的交流中孟禄得知，未受过师范教育的小学教员有十分之三以上，回：“若是这样，比美国教育最劣的省份还强了些。”当时美国的小学教师也有相当比例未经师范训练。
山西的教育取得了当时各省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1920年3月19日，北洋政府通令各省“参酌山西办法，推行义务教育”。
阎锡山在教育中把宗教、法律、习俗融为一体，塑造民众的品德。其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人人严格遵守礼仪规范的道德为先，法律为后的良善社会，既不要以荣宠为人事原则，也杜绝以“畏惧”为特点的弱民心理。这与孟德斯鸠所说的“以美德为目标”的共和政体的教育一致。阎本人虽是地方军阀，但性情宽厚，主张“待人以厚，处人以和”。他说过：“利人之事当毅然决然，利己之事当审之慎之。”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吴景超三十年代到访太原，阎曾对他说了一件事，张学良曾问阎锡山为了实行他的土地村有（类井田制）政策，准备杀多少人，阎对他说，自己并不预备杀一个人。阎几乎不处决民事纠纷的对象。
地方自治在教育的施行上，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自然缩减政治、历史、地理的授受范围，让教育内容更加适应当地的历史、风俗、地理气候与民情，从当时当地作为探索世界的出发点，再逐步深入和展开，避免大而无当的空洞说教，使受教育者可以从切近自身的知识摄取中获得“容易理解”的概念，进而形成在理智上更注重实效的探索倾向。试想一个偏远小山村的学生连村庄周围的植物都叫不上名字，却天天背诵与其生活毫无关联的“某某思想”，除了浪费心智和成长机会外，还能获得什么？然而，我们的教育长期坚持在做的就是这些徒劳无益的事。即便在今日，对那些将孩子投入到无限而前途渺茫的学习竞争中的父母们，我仍想用阎锡山的一句话作为警戒送给诸位：“对父母尽孝，可进前一步，父母之失望少。对子女望孝，可放松一步，自己之失望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轨迹，过分地干预和塑造往往适得其反。
自治的成果
阎锡山对山西发展的寄望是在“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利，无村不工厂，无区不职校，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入校，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公道”的环境中，建立过半数对人类正义公道负责人的人民，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因此他坚持政治要放在民间，“政治本人民生活上的领导，应该放在民间，使人民能说能做，成了普遍化，才能上了百事俱举一齐总动员的现代化的路子。”当民众能够参与政治，他们就会对共同体内部的各种意见进行协商、选择，对影响自身利害的各种事实甄别与判断，继而提高个人意识。阎坚持“政治现代化，须实行法治，也就是民治。一个人作主是用个人的意见决定处理的方式，民治是多数人作主，非以法能使多数人的意见成为一”。在这种情形下，“公务员现代化，第一项将作官的心理变为作事的心理。如果把事办坏要自责自耻，甚至于要自杀，这是现代化公务员必要的条件。”
阎主政山西38年，但真正杜绝内外干扰，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时间，只有袁世凯去世（1916年）到中原大战（1930年）或者国民党北伐前，以及1932年至1937年，前后相加不到二十年。虽如此，经他引领，山西1930年代已经发展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省份之一，部分领域甚至领先全国，被认为是“中国唯一实现初步现代化的内陆省份”，一度被称为“模范省”、“中国义务教育的发源地”。其名声不胫而走，吸引国人注目，去往山西旅游考察的人不计其数，除了中央和各省官员，中外文人墨客也以到访山西为必选项目，美国的胡适与费正清，中国的胡适、陶行知、叶恭绰、梁漱溟、李公朴、梁思成夫妇、陈垣、潘光旦、高鹤年、吴宓、顾颉刚、梁实秋、卞之琳、谢冰心、郑振铎等，均对山西多溢美之词。山西的改变是如此彻底，教育家蒋维乔1918年游历山西，记“在山西境内，无论乡僻，不见拖辫者。一入直隶界，则辫子垂垂触于目矣。”1927年，吴宓在《游历山西》中写其坐火车穿过正太铁路的感受：山西境内，田畴整治，城垣壮丽，野无盗贼，途少乞丐，不得不归功于阎督锡山也。并作诗：
“晓日瞳瞳逢胜景，奔车迅驶一开颜。
田畴覆雪同棋布，远树笼晴点赭斑。
好整能勤觇国异，民安政举信公贤。
千层眼底飞旋过，蚌壳龙鳞山外山。”
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先后在义务教育和乡村自治上取法山西。
晋省在民国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内部治理，无论袁世凯的势力、还是国民党分部均无法在山西立足。其铁路有纵向的同蒲线，联通横向的京绥线、正太线、陇海线，公路建设也卓有成效，再利用乡村自治体系将政令贯通到基层的每个个体，以罕见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将全省人民带入上下一致的发展变革运动中，在军事、经济、教育、文化领域均取得不俗的成绩。在社会转化上，可以用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与之进行比较。其一是社会革新与建设的目的在于全民发展；其二是形成了上下一致的社会发育势头。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中国也有过全民参与的社会改造，但其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排除了传统社会发展出的富有成熟的治生经验、能够继承地方知识、具有道德感召力和领导力，起调和统治者与底层民众作用的士绅阶层，以社会的彻底扁平化代替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造成了短期的悲剧后果：社会似乎有上下一致的发育势头，但其发育的方向不在于谋求现实幸福，而是追求超现实的幸福，在除四害、大炼钢铁这样紧张的集体运动中包含着令人陶醉的精神体验，但没有太多现实回报，实际上是一种全民浪费。在阎锡山主导的自治运动中，也贯穿着高昂的集体情绪，进行前所未有的、广泛的社会动员，但其追求的目的是造产救国，致力于现实的、而不是想象的社会形势，用阎的话在于“人人有饭吃，做好人”。阎在日记中阐述过关注现实而非将来的观念，他说：“当下的小事比将来的什么大事亦大，舍了现在应当做的小事，而说将来的大事，永远是说。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均有比现在应当做的事还大的事，舍现在而说将来，是完全将现在撂了。撂了现在，就算是完全撂了。”
山西的普遍动员改造运动，触碰了一些旧势力旧习惯，急剧的变革也会摧毁原有社会秩序中一些合理存在的东西。总体而言，其在教育普及上进行的大胆实验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遍地开花的学校和近乎成功的义务教育体系，促进个体才智发展并培养公共精神，注重实际民情和传统经验中有效的成分，将一代人从教育上彼此隔绝的传统阶级分化中解放出来，成为“人人识字”的现代社会的先声。
它形成一种区域性的社会转化的可行案例和宝贵经验。由于自治天然地引发了地方从中央分权，以及地方与地方的竞争意识。从大的集权模式中解脱出来的地方精英集团，会特别注意本地社会整体力量的提升，因而在小共同体内部进行更具协调性质的社会管控，尽可能让有才干的人脱颖而出，加入地方社会的建设行动中。这就提升了“重视人才”和“普及教育”的治理观念。真正的社会进步是由两股力量合成的，一是权力阶层自上而下的改革引导；二是大众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当两个阶层上下相遇，奋发向前时，才能带来观念的革新、实践的进步，在政治上体现为包含所有人的协商机制，在经济上则表现为人人创新的自由竞争格局，每个人的潜力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阎锡山的“用民政治”的出发点正在于此。他乐于将山西人引入自己的建设体系，最大限度地发展教育，给有才干的人创造机遇，构建其政治形式的合理性。阎锡山遵循儒家信徒那种“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立身原则，他部分地追求类似康德的道德目的，认为人不应简单地追求幸福，而是追求如何配得上幸福，在温和地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对恶劣的社会现状的改造则疾言厉色雷厉风行，这种行事风格使得其体系内部的人不得不做出“隐恶扬善”的行动姿态，哪怕有虚伪的一面，也有净化地方的功用，使人们不至于像动物一样仅仅追求物质享乐，而试图趋向于内心的充实。此时社会的一致性就带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社会正义是社会发展不能回避的原则。在最初的设计中，在施行过程中所遵循的律令不应该把任何个体作为可以忽略的部分对待。说到底，人本身才是目的，不能作为手段。皆大欢喜的结果如果伴随着哪怕一个人的不公，也是非正义的。当然不能说山西在民国的自治实现了这种正义原则，但是从围绕在阎的个人权威的精英集团内部，散发着对德性、知识、才能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出于畏惧或恩宠，而是出于由地方观念生发的目标一致的道德敬意。越是小的社会共同体，越能激发这种一致性。这也是阎极力推动“村政自治”的原因所在。
人，只有自己才特别地注意自己的权利所在；当两个人在一起时，他们需要为冲突和分配进行协商；当社会联合的范围扩大，这种协商的一致性就会面临难度，需要集中一部分人的意志来形成压倒性优势；到中央集权的帝国，所有协商都变成了社会控制的最后集中：一个人的意志。这种政权高度集中也在民国山西的政治体系中发生过。日军占据山西主要城市后，阎锡山率领残部坚守晋西南吉县克难坡，政令仅达二十四县（吉县周围是山西最贫瘠人口密度最低的山区），人员有限，物资短缺，以战时社会控制的方式进行人员、物资、经济生产与社会运行的垄断，使得每个个体的角色完全固化在维护机器整体的零部件状态，没有买卖，没有市场。由此，阎部分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实验，看似他的个人意志决定一切，其根源在于政治治理中理性主义的极端表现，他不是依靠个人权威，而是依靠技术理性来维护集体的生存。
战时社会主义实验
1944年，报人赵超构到访克难坡，写了《山西新姿——记窑城克难坡》一文，记述当地没有商店，实行经济管制，私商完全消失。“没有商号，也没有了后方都市那样依赖商业的繁荣现象。不仅节约了商业本身的浪费，一般人的消费也自然节约了。”他感慨“就是苏联大革命后的情形，也不过如此呢”。他的眼前是一幅众志成城的面貌，初次见到所谓“精神”这种力量，所到之处弥漫着浓浓的家长制的政治气味。“阎佰川先生领导一切。所有的组织，是以阎先生的人格为中心的组织；所有的工作，是以阎先生的理想为骨干的工作。”这一景象的产生还要退回到对日战争之初。
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山西，晋绥军率先与日军展开大型攻守战。很少作诗的阎锡山悲愤交加，无以派遣内心苦闷，罕见地连续（至一九三年底）写了许多首诗，题目有《九一八》、《当国误国》、《未雨绸缪》、《勿畏难》、《剜肉补疮》、《献战略》、《守南口》、《移防领口督战》、《弃雁绥工事》、《勾注撤兵》、《原平战役》、《忻口战役》、《下临汾》等等，虽不甚工，但以诗言志、言史的目的显而易见，他是预备死的。
1938年春，阎锡山率残部移驻陕西宜川秋林，位于黄河壶口瀑布西40公里处。两年后，阎又率领全部军政人员返回吉县南村坡，位于壶口瀑布东10公里，他把南村坡改名克难坡。阎锡山打算坚守山西与日军周旋到底，“无所谓大，积小成大；无所谓难，积易克难”。此时，阎政权的辖区包括吉县、隰县、永和、大宁、乡宁、蒲县七个完整县，外加临汾、洪洞、襄陵、汾阳、汾西、介休、孝义、灵石、中阳、离石等十几个半沦陷区县。偏居贫困山区，阎长袖善舞的性格、就地经营的能力再次发挥作用。他率领所部开展“克难运动”，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厉行节约，生产自救，对衣食住行做了细化规定。衣，无论官兵一律着粗布军装（每年单衣两套，棉衣一套），发动民众自染自制；食，一日三餐统一食堂供应，多用当地产稀饭、南瓜、土豆等，偶尔加荤；住，自挖窑洞。全民、全军参加生产劳动，取消市场，最大限度地节省资源，为这段艰苦岁月谋得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山西“表里山河”的地理特征，在对日战争中又发挥了难于征服的作用，不仅阎锡山仍然正面保有中国政权，八路军游击队也在敌占区建立了零零整整的许多根据地。
阎坐镇克难坡，与日军周旋，取得彼此默契的平衡态势，不仅控制着晋西南的部分地区，且对沦陷区日伪政权中的中国官员（其旧部）具有相当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许多老人的记忆中，比如我父亲在日军进驻后读小学，白天有日伪政权的老师来教日文，但每个学生又偷偷备着中文课本，待白天的功课结束后，夜里就会有二战区（已是地下政权）派来中文老师教中文。这种二元政治并存的格局背后，是阎锡山对整个山西决不放弃的决心，以及日人无法根除阎的影响的背景。
克难坡的稳定伴随着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局势，阎随即重整已经搬迁到陕西、甘肃、四川的原西北实业公司和山西仍有的公营企业。复业后的新记西北实业公司实力大不如前，但仍有铁厂、机器厂、纺织厂、毛纺厂、织布厂、火柴厂、火药厂、钢铁厂、化学厂、制造厂、钢铁研究所等，尽管产量有限，还是能解决晋西南的生产生活必需品。1942年后，阎又在孝义、乡宁、吉县、隰县陆续设立兵工厂，生产手榴弹、步枪和掷弹筒，尽管与战前的太原兵工厂相比，不能生产重型武器，在这种条件下，阎锡山竟又将对日战争遭受惨重损失的军队扩充到了二十多万人。
以上成绩的促成背后是特殊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战时管理体系。与此同时，阎锡山提倡过民主集中制的民生主义思想。
如同一切时代的战时经济围绕军事服务，压缩民用物资生产，经济运行高度集中化和计划化，商品实行配给制，征兵伴随着劳动力转移，阎锡山进行了更彻底的社会整合，实行战时兵农合一制度，降低支出，扩大力量。1942年起，阎将辖区所有适龄男女组织起来，壮丁打仗，妇女纺织，老幼种地，各类技术工人从事本职工作。市场消失，政府组织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社，实行合作供销，统制商业，取消市场，只有官商，发行各种合作券，统购统销。在这个严密合作的体系中，没有一个单独的人，更没有一个多余的人。任何人向合作社购买东西，必须用合作券，想获得合作券，就得劳动，不劳动，纵有千万不劳而获的法币也买不到所需要的东西。这场景是不是非常熟悉？
在与美国驻华武官柯约瑟的对话中，阎锡山承认自己的战时经济政策包含一部分共产主义因素，但他并不完全赞同共产主义，“我本人虽然是极佩服马克思的，我常和人说，马克思的脑子，是等于戴显微镜的个眼，能看出人看不见的形状来，不过他老先生有点错误，理论不说了，说他的作法上，他是除了个生用的，统是群生用的，使人不愿意增加工作效能，我们是除了群生用的，统是个生用的，人人愿意努力。我的主张是循人情，鼓励劳动，他的主张是背人情，使人怠于劳动。”
民国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阎锡山在日记中系统阐述资本、产出、分配的属性：“资供生产，含造化性，当公有，以补造化之不逮。产供生活，含劳动性，当私有，以补人心之不逮。共产主义者，资、产皆公有，无以补人心之不逮，则难于生产。资本主义者，资、产皆私有，无以补造化之不逮，则难于生活。以之生产者，资也。以之生活者，产也。资本制度弊病在资私有而生息以代劳动，不病在产私有而生活以励劳动，何可主张产亦公有。供生产工具者，资也。供生活需要者，产也。共产制度病在产公有而共用以懈怠劳动，不病在资公有而公给以减免剥削，何可主张资亦私有。生产工具，资也。劳动结果，产也。资与产效用不同，宜公有宜私有显然亦异。明明二也，强合为一做不通。生产劳动也，用产享受也，劳动与享有当一致。资私有而生息，是不依劳动定享有，使享有与劳动分离。产公有而共需，是不以享有作劳动，使劳动与享有分离。明明一也，强分为二，做不通。”
阎锡山认为从资本主义演出的共产主义，二者都具有极端的错误，他从儒家的中庸哲学出发，寻求平衡二者之间的“适中制度”，在经济上奉行“资产公有，出产私有”的原则。阎认为“政治废传贤，经济废井田，为中国史上之两大痛事”。实际上，他之前在“村政建设”中即推行过类似井田制的土地公有制政策。1931年，他的日记中记有“本日开始举行‘新村制度研究会’，讲‘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以今天的目光看，他对资、产皆公有的弊病看得清晰，对资本私有的判断则有失偏颇。盖因资本一旦公有则意味着在制度上完全集中，不免落入权力阶层的手中，继而带来生产与分配的完全垄断，此时产出的所谓“私有”即成为一部分人的私有。当今北欧的高福利国家虽然资本私有，但分配制度却具有极大的调节作用，使产出流向了多数人。因此资本在公或在私并不如分配制度的协调作用更有现实意义。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阎锡山照例于元旦改遗嘱，内容为国策，有“当前之国难，重在日本。将来之国难，重在苏俄”语。阎的反共思想蕴含着自信而温和的竞争意识，打算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他的社会治理方法优于共产主义。他对赵超构说：“我们认为，对于共产主义的活动，最好的应付方法，绝不是盲目的反对或征服，而是健全自己的民众组织，改善民众生活的弱点。我们应该说，共产党的动机虽可批评，其技术与精神上之优点也是无可否认的。本战区迫近陕北，看的格外清楚，所以我们便提出一个口号，叫做‘革命竞赛，真理战胜’。我们愿意友谊地和共产党竞赛一下，用事实证明哪一方面的理论合乎真理。”一九四零年在克难坡宴请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时，阎锡山与之对谈，明确对中国抗日的胜利的乐观态度，以及中日两国将因战争而使共产主义渔翁得利、乃至亚洲沦亡的悲观。他寄希望于日本的觉悟。
阎锡山为对抗共产党而组织了“主张公道团”。报人范长江的游记称当时阎锡山治下的山西不是一个简单的省份，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另成系统。中国是‘以党治国’，山西是‘以团治省’。这个团是主张公道团。公道团最初组织的目的，在对付由陕北渡河而来的共产党……共产党以经济的观点划分社会阶级，如地主、佃农、雇农等；而公道团以道德作标准，分为好人、坏人、好官、坏官、好绅、坏绅。”这种观点没有将出身作为政治符号，而是更合理地诉诸于人的具体行动和表现。你不能说一个人身上有十块钱就是坏人，另一个有八块则为好人，这不仅荒诞蛮横，而且缺乏政治判断最需要的技术上的审慎。
阎锡山面对任何对立和矛盾，都会将他的“取中“哲学搬出来。在他看来，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是容易形成而充满危险的，好与坏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程度关系，取其中道乃合理而务实的方法，能够放之四海。一句话，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
中的哲学
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我很明白，就连理性也不应过头，适度几乎永远比极端更加适合人类。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二日，阎锡山在日记中粗略阐述关于“中”的哲学观念：
“凡事都含有矛盾的两个性，矛盾之中有中，不及中与过了中，其错一也。使两个矛盾的为不矛盾是中，使两个不相称的为相称是对。对是一，是绝对的。不对是万，是比较的。
“一、宇宙本体是中，中是不偏，不过，不不及，横不碍其他，竖不碍将来。
“二、中是正当恰好，部位上不偏左不偏右，程度上不过不不及，关系上横不碍其他，竖不碍将来。
“三、理之中即为事之对。中在不中的中间，不在不中的反面。对亦在不对的中间，不在不对的反面。中道文化是在不对的中间找对，非中道文化是在不对的反面找对。在不对的中间找对，是以对的一规律不对的万，使不对归于对而人事长治。在不对的反面找对，是以这一端的不对否定那一端的不对，使不对与不对递相否定而人事常乱。欲安和世界，非中道文化莫属。
“四、中非折中的当中之意，乃是恰当的、圆满的，亦非静止的、机械的之意，乃是进步的、发展的。人实在是离不开中的，一离则偏，偏则有损。凡能得理之中，始能求事之对。即在理为中，在事为对。
“五、中是理的极则，对是事的极则，中为体，对为用。求理之中即为得事之对。”
从这些略显粗疏的论述中，能看出阎在学问上有融合中西、调和古今的意图。从纯粹知识的角度审视，这些论述不仅失之简单浅陋，甚至不乏牵强附会。他显然注意到了共产主义思潮，试图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找到超越时代的方法，共产主义无疑提供了一条便捷而诱人的路径。这大概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有追求的官僚分子的普遍心态。阎锡山曾系统研究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他知道1930年代初的德国（就如今天的中国）陷入了产出过剩消费不足的经济陷阱，对一个试图在地方奋起（或许还想取天下）的人而言，苏俄高度组织化的一元社会简直比编户齐民的秦国还有吸引力，依此更容易集中社会资源为政治服务。然而阎的取中观念，终不免在他注重实际的头脑（或曰人性）中把极端的案例排除。只要是身处实际的社会事务和建设进程、而非空谈理想和信念的人，就会意识到“现实“的重力，把目光和思考的范围聚焦到合理的”社会效能“和”分配体系“上来，无法迈出过于大胆的步伐。1932年农历七月二日阎锡山日记：”权与富双有，为今世界之不许，因权得富，祸害尤深。“十几年后，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富于政治理想的人，不免对各种治理模式发生兴趣，但德性终究要对这些信念的后果负责。阎是背负政治抱负的个体，但他作为戒慎恐惧的儒家信徒并未放弃个体行为的审慎。源于传统的“得理之中，求事之对”的观念，或者说深沉而理性的行事风格始终起规范的作用。阎的取中哲学随着时间推演，自然走向强烈的保守主义立场。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种平庸折中思想的来源。
北宋二程将《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并提。南宋朱熹进行了系统的合注。至此，四书成为中国后代学者的必读书。《大学》在于阐明学问目标和方法路径（三纲八目）；《论语》、《孟子》偏重伦理建设与社会实践（孔孟就像两位忧愁的思想家极力劝说统治阶层的杀人犯三思而后行）；《中庸》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充满抽象的演绎和推理内容。
《中庸》的核心思想从第二十一章的“诚明之辩“起，”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这里的“诚”似乎可以比作本体，“明”可以比作现象，从本体到现象就是性质的显现；可反过来，从现象到本体，应是对规定的验证，怎么会是“教”（修道）呢？所以深究的话，“诚”非常接近康德哲学中的“先验要素”，如陆九渊的“吾心即是宇宙”中的“心”。人的认识虽然要求后天的经验和探索，但将这些驳杂的经验性的东西归为范畴，联为体系，需要的是人的大脑本就具备的“理性”能力。这种梳理能力一旦被唤醒，进入“至诚”的状态，则能尽性（格物致知以获取客体知识的过程），尽人之性到尽物之性。所以说，自诚明，谓之性，从本体到现象是性质的显现，所谓“不诚无物”可以理解为没有先验的理性能力，就没有可以理解的客观世界。反过来，自明诚，从物质世界的现象推导其本体，也就是从被规定的知识（性质）进行教学（修道），来获得有关本体的知识——在康德看来这虽然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即可像爱因斯坦那样赞化育、参天地。
既然“诚”具有如此重大的功能，那么如何才能诚呢？《中庸》说：“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惟天下至诚能为化。”朱子解释此处“致曲”是“自其善端发现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我觉得这里的“致曲”就是缩小和抽象的意思，将大而混沌的现象变得小而有条理，可以装进人心。致曲就是内在的抽象演绎能力，有了它，就能解放先天的“诚”，从此出发，一路解释客观世界的纷纭现象乃至运动变化，所谓穷神知化。
诚明之辩的结点在“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最后落在“中庸”二字。意即人在追求知识、探索世界的道路上应该以趋于极致的精神和态度，寻求恒定不变的真理。因此程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正确的、不偏不倚的真理。
阎锡山避开了抽象的、认识论的一面，将中庸思想发挥为一种实用于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哲学，凡事避免过与不及，“在人心谓之中，在事理谓之对”。《中庸》开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未发即是本体，即是诚，但这个诚之喜怒哀乐无所不包、好坏参半，如果不加克制，任其如野草生长，则会榛莽丛生，乱性坏情。所以历代读书人在“修身”上，注重情绪、欲望、意念的发而中节，最终发展出“慎独”、“入虚如有人，执虚如执盈”的措身之道。这时候，《中庸》思想中心理建设的一面就凸显出来，凡事知止、求中节制，和为贵，是在实践中明效大验的理论，也就成了中国人信奉的行事准则。阎锡山把这种中庸思想分解至几个方面：对己要持忠道，对人要行恕道，对事要取中道。取人事与天道之中在于：“不可迷信，在人者当惟人力是视。不可迷不信，在天者当惟天意是从。”他说：“情理合而为中，情之中要讲理，理之中要言情。舍情言理，为不尽情。舍理言情，为不讲理。”谈到情理之别，阎有一句意味深长的断言：我之情是我之情，人之情即是我之理。其中蕴含着人的实践道德判断，即符合道德的行为在于无我的普遍准则，仅从自身出发的意愿不具普遍性，当这种意愿亦能当作作他人意愿时就具有了普遍性与合理性。由此他又说：“在屋内觉著有理不算，须拿到街上去说得去才算。”
佰川先生是一位善于避免极端、长于溶解冲突的人（政治家最应该具备的德性）。日记开篇，他讲述太原大国民日报发《袁世凯阎锡山厥罪维均》一文，袁阅后，责总统府秘书长梁士饴来函嘱阎将报馆关闭。阎回：革命初成，旧去新来，性未收敛，行未入轨，正当的批评固好，无理的谩骂亦可以资警诫，若只骂总统，我必封之，连我并骂，则可留之，留之有利于晋，封之有碍于总统之大量。袁乃许之。袁世凯的没有雅量被阎锡山轻易化解，动作背后还有社会治理的用意：凡事可以商量，何必动刀动枪。阎深知协商才能化解冲突和矛盾，没有商量的社会将埋下许多冤仇的种子，迟早会破土而出。这并不经济。所以他说，但有理由的反对，即是赞成。即使是具有绝对权威的古代帝王，也懂得妥协的价值，强迫的力量能够损毁对方，也会反作用于自身。稍具智力和情境模拟能力的人都能想通这一点。阎锡山虽然在山西一言九鼎，但他懂得协商的意义，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在日记中自警：“动念不对，次陇负进言之责。处事不对，梁巨川、煦南、王子伟、曲清斋、靳祥垣、张惠卿、宁子高负进言之责。”
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阎仅仅着力于在实践领域应用折中的办法，他也有穷究知识、寻求不变的真理的冲动。如他日记中说：“思想的最高点就是从证不明说不清处起。”这句话与哲学家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中关于认识新知的思维过程是一致的。思维的有效性正在于面临一个新的不清晰的情境时，通过暗示并联系旧有的知识体系找到一种方法，使得不清晰的情境变得清晰和可以理解。只有在思维的某个角度触及了内核或边界的人，才能意识到基本原理对应的逻辑。在谈论经济所有制问题时，关于如何处理过于集中的私有财产，阎有过极具警醒作用的发言，有人疑惑，私有财产的处理要看在什么制度的社会中（言下之意是公有制社会中私有财产即可合法没收）。这一刻，阎下意识地正色道：“原理生制度，岂可以制度绳原理，当以尺量长短，岂可以长短量尺耶。”
阎把“中的哲学“提高到超出一般的高度，暗含着不得已的用意，即”中“这个词不仅能表达平衡适中的意思，还可以代表中国的传统，与”外“对应。他的视线范围虽多在山西，也盱衡中外，关切整体的人事发展。中国的社会形态处于历史进程中自我迷失的阶段，过去的“自在”被外力瓦解，国家的反应也应追求“适度”，既要奋发自强，也需防范用力过猛。社会发育需要内部的生长和健全，主观意愿再强，不顾客观现实只能“过犹不及”，导致变态或脆断。
历史意义与对未来的启示
一九五零年七月九日，在台湾完全失势的阎锡山作长信回尚厚蓭（尚因培）函《人应当怎样》，在这封激情洋溢的信中他以自身的经验和认识，沿着尚关于佛学的提问角度谈论人与世界的关系，“我认为有个思不到，想不通，说不明的那个什么。他是无始无终的，无边际的，且是不动的，不变的，我姑且把他名之为真。”在阎锡山认识到的超现实的存在中，寂然不动的真如同统摄宇宙万物的绝对理念，演绎分化为万物万事，“真”像黑格尔所说的“种子”，蕴含着从枝叶到花朵、果实的全过程，万事万物各具真的一体，唯有得天地之灵气的人因其思想的自由而能够唯心地命名与认识万物，因而人既是真演绎的结果，也是收获到真又返归到真的“种子”。与自然相比人是沧海一粟，人生不过一刹那，然而人的精神可与绝对真理同一，由此人不能不自重，不能不超越渺小和刹那。人要爱己、成己、化己，人生要爱物、成物、化物，要日不暇给地做收获“真”的事。他以陆王一脉为宗，认为欲格正事物，不在于从外部穷万物之理，也不是从内部格心之非，而是要“合内外之道”，通过思与学，在实践中内去欲，外去蔽，使自己内心的“明”与事理、物则、人情相合。然而“习”能蔽真，以至于世道浇漓，演生祸乱。纠正社会的不良风气在于有力之人启发人心，致其本来的良知，关键要政权坚持以仁育人，以中衡事，以忠尽己，以恕处人，以公处利害，以平处劳享，一治永治。
这封信预示着阎锡山对现实事务的告别，开启沉思默想的生活，以新旧交替的中国士人的身份从理论上探索社会的发展路径。一个月后，阎退居台北阳明山公馆里九邻八十一号，筑窑洞著书，从此不再问事。1960年，阎去世，他是安土重迁的晋人，墓地按遗愿朝向大陆山西；此时他的子女早已远渡重洋在美洲定居，仿佛脱离根系的枝叶向外扩散、漂移。就像中国在近代从与世界的隔绝中被动走出，进入新的、全球竞争的格局，“天下”的世界观已经作古，中国成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版图中的“远东”，是继续保持顽固、守旧的巨大堡垒，还是开启新的格局，这是阎所思考而未竟的事业。
阎锡山所向往的是《礼记》所说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他觉得中国的社会制度不良，“合理的社会制度，须合乎人情，合乎公道，利于个生，利于群生，宜于生产，宜于分配。”欲改进首先要“求得人生与人群生之适中根据”，分权体系以司法、行政、经济三权鼎立，其次行政系统要分三部：一管情之部，人伦是也；二管物之部，生活是也；三管力之部，防卫是也。其晚年写有《世界大同》一书。然而通向大同社会的道路充满泥泞和险阻，遥不可期。他在山西进行的数十年的建设不免功亏一篑，失败的背后则是对社会共同体规模的效用的实验和成果展示，提示我们人类联合生活的方式多种多样，治理工具是可以移动的变量，制度应该开放，寻求最佳组合方式。
中国历史的大一统叙事传统，如同洪泛区的水位高涨，淹没了分立的地段和山头的文化贮存功能，使得实际存在的地方性在书写世界中几近消隐。但是广泛存在的区域文化不仅汩汩流淌绵延不绝，也极易在短暂的退潮期露出身段。书同文、车同轨的一式的制度，无法替代形形色色的、具体的生存样式。整齐一律的治理方式，在不同的地域会引起实践和心理感受上的错位，导致相互消磨、效率低下的形势。这或许不是最差的模式，但绝不是最好的。
中央集权的日常性就在于资源的集中，以及集中背后的再分配。当集中和分配远离资源的生产地时，分配就与生产发生了分离，其倾向性就倒向了行政效用，而不是社会发展。从帝国中心到省、府、县、乡镇、村庄的行政链条，看起来只有六个节点，但是自上而下的节点如同一个无限扩张的树型系统，从顶层到底层虽只五级，一个中心却对应着几十万个底层行政单位，它不可能顾及所有小区域的特殊情况和需求，只能在孤立的臆想中推行自身的设计和决策。这就是集中带来的分配方式与生产体系分离的原因。分离的后果就是当劳动没有相应回报，人只愿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国家进入一种不变、停滞的状态。越是大的区域集权，越需要相应体量的官僚体系，越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引起和平时期的贫穷、王朝末年的战乱失序。小到一个县令把本地的物资集中到县城，面对洪水或地震时的天灾，也会因这种集中带来人祸。大到一个帝国把黄金白银集中到首都，亦将降低整个国家经济的流动性，导致消极、倦怠和停滞。经济控制的背后是精神和自由的缺失。回顾中国的历史，帝国的经济发展只是休养生息带来的昙花一现，分散的财富无论如何增长，最终不免被集中用于国家目的。用集中的资源和人力建设大型社会工程看起来是一种优势，但这种工程的效用却总是大打折扣。举例说，中国在农村公社时期统一建立了遍布乡村的水利工程，多数都被弃用了。人们会因为长城或京杭大运河这样的建筑奇迹而自豪，但是长城从来没有挡住过北边游牧民族的侵扰，京杭大运河所运输的江南物资也不会分配给大多数人。集中的社会控制钟情于空泛的符号叙事，使人们对具体的财富和权利的归属莫名所以，对抽象的忠君爱国的情感的所有权坚定不移。它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实际执行的是“文案治国”的策略，下发通知和收集报告是主要手段，这是文官政治特别需要优秀作文生的原因。这种治理方式与复杂的社会生态实际发生的事务也是分离的。
与过度的集中相反，分散的区域治理模式却能避免僵化。一个家庭建设一道果园的围墙，必然使每分投入的效用最大化；一个村庄集资建设的水井或下水道工程，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和好处，往往能代代相传发挥效用；一个县城修筑的防洪堤主要为保护养活当地所有人的最肥沃的耕地，于是就不断得到维护并发挥作用；在更大的行政范围所推行的社会工程，就难免资源滥用的可能，由于能调动的资源和它的用途发生了目的上的分离，在效用上大打折扣。不妨说，集中就是浪费，繁荣就是萧条。
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也可以得出区域自治的好处非常充足。简单想想，把一群背景相异、文化隔膜、风俗与习惯不同、个体状态参差不齐的人聚在一起，讨论幅员广阔的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最可能的情形是各说各话，绝难形成有效的协商机制。就像阎锡山所说的“利害不一致下之合作，终必解体”。实际上，除了虚幻的社会平静外，多数人的生活是在与制度脱离的情形下完成的，或者说有效的经济流动是制度建设外部的分散行为，并不与制度经济学发生关系，而是在人与人之间构建协作方式。由于大部分生存资源被抽离，地方性的经济事务变得萧条和有限，即便如此，有限的资源也会在区域内得到最好的利用。人们会尽可能合理地利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创造条件与他人协作扩大收入，哪怕有一些分配上的不公，但与那些被抽离的资源的任意挥霍相比，仍然得到了效用的最大化。由此推理，当一地的经济由一地的人来经营和安排，就会引发社会效用的改进和升级，它鼓励人们创新和协作，促进财富增长，彼此互惠，也因此增强人的公共道德意识，使人们更在意个体权利的边界和联合生活的合理样式。他们会与其他的联合体进行贸易和思想往来，彼此保持个体完整性和集体独立。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社会的正向发育，制度的合理生成，往往从某个偏僻的角落里慢慢演进。说白了，只有微末之处的利益共同体，才会在考虑自身时也考虑他人，小共同体内部发育形成的秩序才具有普惠性。当社会规模大到竞争关系压制协作关系时，人类天性中良善的道德成分就需要制度约束来达成平衡。所谓制度约束，一是思想的训诫（包含宗教），二是法律的警示。与其前后的时代相比，山西在民国的自治或许正处于思想训诫大于法律警示的阶段。虽有种种缺陷，毕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治固然有偶然的因素，但其实施与成果却蕴含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人类需要联合，需要协作，仰赖社会性的组织和行动合力，这些亘古存在的模式甚至决定了人的思维范畴多数时候是社会性的。联合生活能带来更大的合力，抵御攻击，维护内部的安全和发展；但联合也常常导向非理性的疯狂和彼此仇恨乃至战争的状况。这种非理性的因素在小社会中能够掀起的波澜远逊于大社会。越小的联合体越倾向协商，越大的联合体越热衷武力，这是结构变化必生的结果。小共同体是从自然状态中走出来的简朴直率的社会结构，它还能提倡和执行自然法，更以习惯法为原则，人人具有自卫、寻求幸福、惩罚坏人的权力，这些天赋的自然权利对健全个体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小学和中学时代用体格和拳头建立的位置格局和相互关系具有远离成人世界的社会权力的纯洁性，更受到情感和义气，而非利益、欲望、阴谋手段的影响。儿童和少年们彼此关系的直接性，蕴含着霍布斯所说的具有正义色彩的高贵品质或侠义的勇敢精神，受其感召，人们耻于让人看到自己为了生活的满足而进行欺诈或背信。借助自我保护的能力，就更容易依靠自身或与别人合作在自然的竞争体系中取得完善个体的成功，它似乎面对更多的暴风骤雨，但只有在这种独立状态下取得的成就才能换来长久的好处。在受到成年社会的侵蚀后，这种精神才会丧失在冲突与合作中产生的自尊和责任意识。以此引申，人群聚集引起的利益分化会随着范围的扩大而更加不公，损毁个体的德性。
越是范围狭小的共同体，在其中起组织管理作用的机构的权力越小，越接近诺齐克所推崇的“最低限度的政府”。这一限度往往随着共同体的扩大而增长，使人们丧失更多个体权利。社会集中意味着一切权利的集中，国家形态对个体的摧毁主要体现在这种无所不及的集中抽走了上述在青少年时期还残留的自然属性的个体意识。其结果就是精神独立性的丧失和社会依附性的强化，人们除了知道自己是政府雇员、单位职工、集体中的一份子外再没有别的身份感，对禁令和限制习以为常，“有感情而无思想，有冲动而无观点，无能而热情”，最不乐意承担的就是未经同意的冒险行为，永远不做“第一”。 多大程度的联合生活有助于保存这种意识无法界定，但越小的联合生活对此越有利却很容易辨认。对于这种集中带来的弊端，阎锡山在治理过程中深有所感，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阎锡山记：“我国民族特别无责任心，余百索莫解其故，坐在工训教员讲席会上，忽得其由，悟系二千年大一统的历史所造成。世界各国无此历史，亦未受此害。故我国民族之无责任心，特胜于他国。”他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记当日升旗讲话进一步阐述：“我们的国识，何以不现代化，就是受了二千年大一统的囿域，把政治上的责任心消灭，把竞争生存的意识消灭，反成了防范人民的政治，以禄位为笼络豪杰的工具，以嫉妒贤能为子孙谋万世基业的秘诀，完成了保守不进化的政态，一盘散沙的人民。高级人民以读书为过程，以做官为目的，一般人民以自私自利为过程，以舒服享受为目的，所以富强文明的事一做即得咎。”这与约翰•穆勒在《代议制政府》中的一段话完全一致。穆勒说，当政府包办一切时，“除对思维本身有智力上的兴趣的少数好学的人之外，整个人民的材质和感情让位给物质的利益，并且当有了物质利益时让位给私生活的娱乐和装饰。”看看周围的世界和人群，除了费尽心思地攫取金钱享受灯红酒绿外，人们并未意识到这种唯一庸俗的比较方式是政治策略的产物。经济学家科斯说中国缺乏思想市场，原因正在于此。用理性的反思稍微过滤，就会发现这种普遍现象的荒谬。然而人群有一种魔力，当人们发现周围的人都过着与自己一样的日子就会为这种生活的正当性感到心安和自豪。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人人忙于为这个社会光鲜的外表添砖加瓦，徒劳地以为这大厦的角落会留有自己的一点空间，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促成哪怕一丝“社会进步”的迹象。我不禁想起托克维尔的话：“举目环顾这伙既无超群者也无落后者的在许多方面都一样的众生，真为这种普遍划一的情景感到悲怆和心寒，并为这里已不复有社会而遗憾。”
生物进化论带来的历史进步观教导人们相信人类历史不断向前，然而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偶尔的突变带来的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社会形象的更新，伴随着的是一股巨大的、从未停息的潮流，其中漂浮着自私、愚昧、邪恶、蛮横的强力和阴暗的心理，普遍的意志懈怠和苟安。技术进步带来了愈发无孔不入的社会控制工具，甚至正义之士对丑恶世界的辨认和分析，也成为对立面改进策略的来源。专制社会的人身依附现象，导致人们不再相信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和价值（大量的社会位置被恩荫继承，或被一些野心家曲意奉承而占据），继而不再相信公理和正义，导致族群道德的普遍下降。科学进步没有减少贫穷、奴役和战争，甚至在治理结构上加深了社会的裂痕，扩展了低矮型人格的面积。大量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人群，不仅无法习得政治参与的知识与经验，由于生活在被安排的片面性的狭窄范围内，其道德与情感能力也同样变得狭隘和缺失。制度化对立着一大群失去建构社会能力的个体，使之患上了所谓“制度性神经症”，降低自我认同，消沉、被动，缺乏自发行动的愿望，只能或只愿做一个被安排者，而不是安排者。
政治是社会安排方式，是技术和实践的结合体，具有极强的过程属性，无法追求确定的结果。假如社会结构是一堆乐高零件，前面的人把它们搭建成一副模样，并不意味着后来者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眼前的现状。人们应该享有智力和创造上的公平，分享和参与对这个社会的塑造的机会，使已经成型的制度性建筑可以被拆解和重塑。或者说，社会形式不应该是固定的，它最好是可以拆解、移动、重新组合的变量的结构体，对这些变量进行操作的动作就是社会协调（彼此同意）的结果，它通过内部的自治行为，谋求变动的、可修正的实践秩序。它的不变的原理就是开放性和未完成。实践秩序不是教学的结果，而是蕴含在习得动作中的不确定的经验。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本就如此，只不过它经常被自私的暴力集团劫持，以封闭的方式维持卑鄙的意图：奴役他人以满足自己。
社会共同体的规模应小到让个体保有个性的完整性，让他们能够充分理解制度与个人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建立自己的情感规则、社交能力、探索欲望和归属感；同时又要大到具备足够的联合力量，抵御自然和人为的风险，能够容纳的思想碰撞的概率引发集体性质的思想激情。政府不能包办社会活动，应该允许个体的自治和人们之间的联合。教育的目标必须回到个体，首先关注自身而不是全人类，个体要形成全面看待周围世界的视角和经验，能独立应对一切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从自己出发判断一切，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现成的判断。人必须有思想的自由和自决的意识，才能建立健全的人格。要形成自下而上的积累型的政治生活的形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分布型的政治生态。前者是众多经验的汇集；后者是单一经验的冒险。联合的规模与力量在于建立一个开放的、可调整的、组合性功能（变化结构）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开放性使得人们能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创造力，秩序的开发者和秩序的使用者，环境和制度应该与他的使用者在互动中相互改变，以变得彼此适应。
地方观念伴随着的微型化的社会生态能够避免社会工程上的大规模失控。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规模中，实践和经验总是从个体而来，或者说，一切社会的实践性基础都是从个体的生活、工作、探索中摸索而来的，再经过分享和协作扩大其使用范围。政治治理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同样需要个体的经验和技术来维持这艘行驶中的船只避免沉没。它需要协作，但协作的来源仍然是个体性，仍然是一个地方的人们在时间中积累起来的有效的协调方式。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九日，阎日记：“根本上错了的事，只可找错少的一条路走。中国模仿外国的政治，根本上错处甚多。”这与欧克肖特的观点不谋而合：任何政治制度都无法移植，因为它不是一套抽象的观念，而是具体的生活方式，一种不断变化的活生生的传统。英国的传统不属于中国，就像中国的传统不属于印度。试图减省自身内部的社会发育，冀望于“拿来”的模式，解决发展不足的问题，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会推迟新秩序的到来，拉长蜕变的痛苦。这得不偿失。就像一个习惯抄袭的作家不能进入成熟而伟大的文学行列。破碎的社会格局与道德的无所依赖，仍需从个体的建设做起，进而推向社会的小单元：家庭、族群，以至于地方观念的重塑，实现一种众志成城的建设意识，使每一个个体能有尊严地参与社会事务，建立普遍的自尊。在这种前提下，倘若“天下”的遗址能从灰烬中重燃社会的凝聚力，不妨为更大的联合生活而有所准备，但这必须建立在维护社会生活和个体独立性的最低限度之下。
高岭 2025年，7月21日——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