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天，南京被日軍封死了退路。對多數外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必須離開的時刻；但有二十多個人選擇留下，在戰火裡劃出一小塊可以喘息的空間。約翰·馬吉、喬治·費奇、明妮·魏特琳、約翰·拉貝——這四個名字，後來雖然也被反覆提起，但與「南京大屠殺」的整體敘事一樣，他們的真實角色常被有意無意地隱去。
近期的《南京照相館》更是刻意將馬吉、費奇的英勇之舉移花接木到其他人身上，把影像與證詞背後的真實經歷，換成更便於流通、也更合乎當下審美與政治語境的故事版本。這種替換，不只是對史實的模糊，也是對見證者意義的消解——彷彿他們的存在，只是可以取用的符號，而不是一段不可替代的歷史現場。
他們的身份各不相同：牧師、教師、商人；他們不指揮軍隊，也不能終止屠殺。但他們明白，如果沒有人留下、沒有人記下、沒有人擋在前面，那座城裡的每一個人就會徹底消失在記憶之外。我近期曾用AI為他們造像，專門紀念這極為被刻意「消失」在我們歷史裡的人。
按照片順序介紹如下——
約翰·馬吉（John Magee）
美國聖公會牧師。他沒有槍，只有一部16毫米攝影機。他穿過滿是屍體與煙味的街道，把日軍的暴行、難民的驚恐、醫院裡的傷患拍下來。這些膠片後來被縫進棉衣，由同伴帶出南京——成了後世無法否認的證據。馬吉說過：「如果我不拍下來，將來沒有人會相信。」
喬治·費奇（George Fitch）
美國長老會牧師、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國際安全區行政委員之一。他是膠片的護送者，也是安全區的組織者。他會講中文，能和城裡人直接交談，也能把暴行的報告傳到上海、再傳到更遠的地方。後來，他拿著馬吉的影片，在海外一遍遍播放，告訴那些還在懷疑的人——南京發生過什麼。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教務長，美國女宣教士。城陷後，她把校園變成難民所，最多時收容一萬多名婦女與孩子。日軍衝到校門口時，她站在門前，說著中文，死死擋住。她的日記密密寫著那個冬天的恐懼與暴行，也寫著她自己日漸耗盡的力氣。戰後她回到美國，四年後，在抑鬱與創傷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約翰·拉貝（John Rabe）
德國西門子公司南京分部負責人，納粹黨員。正因為這層身份，他得以和日軍交涉，在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上，為二十多萬平民劃出一片3.86平方公里的庇護地。拉貝的日記詳細記下了那些日與夜——和馬吉的影片、魏特琳的日記、費奇的報告一起，成了南京大屠殺最重要的原始記錄。
我們記住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是「外國人」，也不是因為他們能拯救多少生命，而是因為在一個城市被黑暗吞沒的時刻，他們選擇了留下，並且讓世界看見——這是人類記憶裡罕見的、來自現場的正直與勇氣。
沒有這些日記、影像、證詞，南京或許早已只剩下一個數字，一個模糊的地名；而他們的臉，也可能永遠沒有出現在我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