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间极简的、毫无装饰的，四周几乎只有白墙的房间里，小女孩若有所思地盯着小男孩看，小男孩则投以呆滞却不失纯真的目光，似乎是某种回应，似乎又不是。小女孩率先打断沉默，问道：“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小男孩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回答道：“孤儿。”小女孩又评价道：“你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这是李红旗导演2010年的作品《寒假》中的一个场景。这部获得洛迦诺金豹奖的作品奠定了李红旗导演在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谱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使其高度形式化的影像风格为更多人所知晓。观众可以明显感受到，李红旗以一种极端冷峻的态度，采用去戏剧化和去表演化的方式，在日常的空洞和无意义中呈现出人们机械、虚无而麻木的真实存在状态。从导演的处女作《好多大米》到《寒假》，再到导演最新的“神经”系列作品，无论作品是由导演的诗人朋友“出演”，还是由无名者登场，无论是剧情片，亦或是导演正在尝试“学习”的纪录片，我们似乎都可以很容易地给李红旗导演贴上诸如“荒诞主义”“极简主义”“黑色幽默”“社会讽刺剧”等各种类型化标签——最初，在多年前第一次观看《寒假》时，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当时我想，很明显这位有趣的导演应该花费了大量功夫去思考形式和风格的问题，或许他曾观看过大量的形式主义电影，再依托这些来自电影史的二手经验，去融合和创造属于自己的影像风格。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不止一次，在导演本人参与过的各种放映和交流活动中，他都有多次被观众询问到“如何构建作者性的风格和形式”的问题。对此，他的回答是自己从来“不去刻意考虑形式”，一切都是“情不自禁”的。不仅形式不是核心问题，李红旗甚至认为电影以及文学、音乐等媒介也非表达的工具，他甚至说自己“没有任何表达欲”。那么，为什么要拍电影？
对李红旗来说，拍片实际上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李红旗指出，“那种我自己所领会的对世界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的人，他从来不停止思考，他也不接受任何一种别人的思考，它只是永远在不停地让自己变得感受力更丰富，让自己的理解力变得更强。”李红旗旗帜鲜明地拒绝不假思索地接受任何从其他地方强加来的思考，他坚持创作，就是为了保持思考，保持自我对世界的持续性感受和理解。那么，一切思考必定有一个原点，李红旗思考问题的原点是什么呢？——答案是“孤儿”。
《寒假》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句台词可能就是“我长大了要当一个孤儿”了。这句话并非只是荒诞的玩笑话，而是整部影片乃至李红旗个人精神的内核。李红旗曾谈到自己童年与家庭的关系，“那时候我父母每天都在吵架，我家就是一个地狱。后来我和我小姐姐聊起来，我说我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孤儿’的概念，那就是我跟我小姐姐小时候的处境。”因为家庭关系和经济压力问题，李红旗在初中就辍学，出来自己打拼赚钱——正是在这段鲜活的生命历程中，李红旗开始尝试靠自己“解决问题”并“认识世界”。
在这种语境下，“孤儿”不再只是一种有实指的社会身份，而是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的出发点——一种被动却又无可回避的存在状态。它意味着个体与一切既定关系的断裂：与人际关系的断裂、与情感依附的断裂、与社会分工体系的断裂，乃至与整个既有象征和意义体系的断裂。正是在这种根本性的断裂中，自我不再能够期望依赖任何现成的解释来理解世界，从而被迫直面一种未经修饰的现实。也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孤儿”既是绝望的，又是无比澄明的，人似乎可以回到那种无所遮蔽的原初状态，因而拥有了最为天真和敏感的感受力。
《寒假》中人物的种种“异常”表现——机械的动作、空洞的语言、缺乏动机的行为——正是这种“孤儿式存在”的表征。孩子们一本正经地说出荒诞的、明显书面化的台词，并非为了制造廉价的幽默或者单纯的陌生化效果，而更像是在暴露语言本身的无力。当语言不再承载真实的经验，而只是被重复、被模仿、被机械地使用时，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也随之松动。人们似乎在交流，但实际上交流和理解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对空言说”的状态，构成了影片的现实质地——说到这个，最近我在和一位朋友讨论《寒假》，可能因为这位朋友和导演一样出生于鲁西南小镇，所以这位朋友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构成影片内容的实则就是其自身的童年经历，她表示影片里的台词“和我爸妈说得完全一模一样”——或许能印证影片对现实揭示力度的一个完美例证是，影片中出现的小男孩父母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场景和李红旗记忆中父母准点停止吵架，同时打开电视机收看《新闻联播》的记忆“一模一样”。
实际上，进一步来看，《寒假》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被刻意夸张或扭曲的世界，而是一个去解释化，因此也是最接近现实虚无本质的世界。日常生活中那些原本被各种意义和解释覆盖的细节——时间的流逝、空间的空旷、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在一种可以被称作“慢电影”的影像类型中重新显现出来。钟表的滴答声、呆滞的沉默、毫无动机的等待，这些元素所表征的“死寂时间”不断提醒着观众：生活本身并不像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的那样充满意义，相反，生活在更多时候呈现为一种重复、单调且无法命名的存在状态，时间在此几乎停止流逝——但这也恰恰给了我们思考世界，从而本质上是思考自我的契机。我们最终发现自己，正如在《等待戈多》里的人物一样，木讷地站在一片荒原上，等待着永远不会到来的意义。
可以说，《寒假》并不是在以某种风格化的方式虚构一个荒诞的世界，而是在重构我们理解现实的方式，从而让我们认清生活的真相——荒诞并非一种形式，而是现实本身。当“孤儿”成为认知的起点时，一切原有的价值判断与叙事逻辑都变得不再可靠。人不再是一个能够被完全定义的主体或客体，而是一个本身也始终处于变动和不确定中的存在者。在这样的前提下，“认识世界”不再意味着要获得答案，而是不断暴露自我的问题。“认识自我”并不指向某种稳定的社会身份，而是一种持续的、自我消解的过程——李红旗谈到的一直在寻找的“自我消灭”方式，实际就是消除自身所有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是由外部世界强加的解释或意义，通常以约定俗成的象征体系或社会分工体系构建而成——这也是为什么李红旗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导演或画家”乃至“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孤儿”来看待，因为只有孤儿才有感受和理解世界的能力，从而有可能真正“认识自我”。
正是在这一点上，《寒假》作为一部真正杰出的独立电影作品，对我产生了持续性的启迪。它不仅让我重新反思有关电影创作以及作品与现实关系的问题，它更让我开始思考自我最为内在的问题。鉴于我同时是一个做着电影研究和拍独立电影的人，我想李红旗导演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忠告便是：想清楚自己是谁，想清楚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然后再带着靠自己解决问题的冲动，去感受、理解、认识世界，最终认识自我。否则为什么要拍电影呢？作为独立电影，《寒假》几乎拒绝了所有工业电影或主流电影的基本规则和规范，同时获得了一种更为纯粹的自由——一种直接面对现实与自我的自由。这种自由主要来自一种态度：拒绝依附、拒绝迎合、拒绝用既定形式来解释世界。对我而言，这种独立性不只是生产层面的“体制外”，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精神状态。它提醒我，也不必急于寻找意义或归属，也不必急于将经验转化为某种表达，而是可以允许自己停留在困惑的状态之中，保持感受的敏感与思考的开放。也许正是在这种无依附的状态中，电影才真正成为一种认知乃至存在的方式。
参考资料：
【1】映后交流 | 李红旗：我还是尽量觉得我做这个事情自己不会觉得太恶心[EB/OL]. CathayPlay华语艺术电影, 2022-02-13.
【2】映后交流 | 李红旗：其实我本身并不觉得有什么电影值得去拍 （中）[EB/OL]. CathayPlay华语艺术电影, 2022-02-13.
【3】映后交流 | 李红旗：我现在一说话就特容易得罪人 （下）[EB/OL]. CathayPlay华语艺术电影, 2022-02-13.
【4】李红旗：人所做的只能是体现自己的愚蠢[EB/OL]. 深焦DeepFocus, 2017-09-30.
【5】「从生到死，是一个自我消灭的过程」李红旗导演线上交流回顾[EB/OL]. 游击社Guerrilla Collective, 2026-03-10.
【6】李名. 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M].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